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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3页）

这当然会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一时昏天昏地。

长之对我绘声绘形地讲了这些情况，可见他对国民党是不满的。

他还常带我到鼓楼附近的一条大街上，新华社门外报栏那里去看中共的《新华日报》。

这是危险的行动，会有人盯梢照相的。

他还偷偷地告诉我，济南一中同学王某是军统特务，对他说话要小心。

可见长之政治警惕性是很高的。

他是我初入国门的政治指导员，让我了解了很多事情。

他还介绍我认识了梁实秋先生。

梁先生当时也在国立编译馆工作，他设盛宴，表示为我洗尘。

从此我们成了忘年交。

梁先生也是名人，却毫无名人架子。

我们相处时间虽不长，但是终我们一生都维持着出自内心的友谊。

1946年深秋，我离开了南京，回到上海，乘轮船到达秦皇岛再转乘火车到了阔别十一年多的北京。

再过三年，就迎来了解放。

此时长之也调来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老知识分子，最初都是豪情满怀，逸兴遄飞的，仿佛走的是铺满了鲜花的阳关大道。

但是，不久运动就一个接一个铺天盖地而来，知识分子开始走上了坎坷不平的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

言必有过，动辄得咎，几乎每个人都被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赤诚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即使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几乎没有人心怀不满的。

总是深挖自己的灵魂，搜寻自己的缺点。

结果是一种中国牌的原罪感压倒了一切。

据我看，这并没有产生多少消极的影响，对某一些自高自大的知识分子来说，反倒会有一些好处的。

这一些人有意与无意地总觉得高人一等。

从建国到60年代中叶&ldo;十年浩劫&rdo;前，中国的老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

北大一向是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学生思想非常活跃。

北师大稍有不同，但每次运动也从不迟到。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长之从南京调北师大工作，我的另一位从初中就成为朋友的同学张天麟，也调到北师大去工作。

无巧不成书，每次运动，他们俩总是首先被冲击的对象，成了有名的&ldo;运动员&rdo;。

张的事情在这里先不谈，只谈长之。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他并不赞成国民党。

但我听说，不知道是在哪一年，他曾在文章中流露出吹捧法西斯的思想。

确否不知，即使是真的，也不过只是书生狂言，也可能与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有关，当不得真的。

最大的罪名恐怕还是他那部《鲁迅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