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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第2页）

但在北大预科毕业后，却不入北大，而是考入清华大学。

我自己呢，正谊毕业以后，念了半年正谊高中。

山大附设高中成立后，我转到那里去念书。

念了两年，日寇占领了济南，停学一年，1929年，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成立，我转到那里，1930年毕业，考入清华大学。

于是，在分别六年之后，我同长之又在清华园会面了。

长之最初入的是生物系，看来是走错了路。

我有一次到他屋里去，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图，是他自己画的细胞图之类的东西，上面有教员改正的许多地方，改得花里胡哨。

长之认为，细胞不应该这样排列，这样不美。

他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加以改变，当然就与大自然有违。

这样的人能学自然科学吗?于是他转入了哲学系。

又有一次我走到他屋里，又看到墙上贴着一张法文试卷。

上面法文教员华兰德老小姐用红笔改得满篇红色，熠熠闪着红光。

这一次，长之没有说，法文不应该这样结构，只是苦笑不已，大概是觉得自己的错误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了吧。

从这两个小例子上，完全可以看出，长之是有天才的人，思想极为活跃，但不受任何方面的绳墨的约束。

这样的人，做思想家可能有大成就，做语言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则只能有大失败。

长之的一生证明了这一点。

我同长之往来是很自然的。

但是，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们同中文系的吴组缃和林庚也成了朋友，经常会面，原因大概是我们都喜欢文学，都喜欢舞笔弄墨。

当时并没有什么&ldo;清华四剑客&rdo;之类的名称，可我们毫无意识地结成了一个团伙，则确是事实。

我们会面，高谈阔论，说话则是尽量夸大，尽量偏激，&ldo;挥斥方遒&rdo;，粪土许多当时的文学家。

有一天，茅盾的《子夜》刚出版不久，在中国文坛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我们四人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就聚集在工字厅后面的一间大厅里，屋内光线不好，有点阴暗。

但窗外荷塘里却是红荷映日，翠盖蔽天，绿柳垂烟，鸣蝉噪夏，一片暑天风光。

我们四人各抒己见，有的赞美，有的褒贬，前者以组缃为代表，后者的代表是我，一直争到室内渐渐地暗了下来，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我们方才鸣金收兵。

遥想当年的鹅湖大会，盛况也不过如此吧。

由于我们都是&ldo;文学青年&rdo;，又都崇拜当时文坛上的明星，我们都不自觉地拜在郑振铎先生门下，并没有什么形式，只是旁听过他在清华讲&ldo;中国文学史&rdo;的课，又各出大洋三元订购了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郑先生是名作家兼学者，但是丝毫没有当时的教授架子，同我谈话随便，笑容满面，我们结成了忘年交，终生未变。

我们曾到他燕京大学的住宅去拜访过他，对他那藏书插架之丰富，狠狠地羡慕了一番。

他同巴金、靳以主编了《文学季刊》，一时洛阳纸贵。

我们的名字赫然印在封面上，有的是编委，有的是特约撰稿人。

虚荣心恐怕是人人有之的，我们这几个二十岁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心里有点飘飘然，不是很自然的吗?有一年暑假，我同长之同回济南，他在家中宴请老舍，邀我作陪，这是我认识老舍先生之始，以后也成为了好朋友。

我同长之还崇拜另一位教授，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清华大学兼任教授杨丙辰先生。

他也是冯至先生的老师，早年在德国留过学，没拿什么学位，翻译过德国一些古典名著，其他没有什么著作。

他在北京许多大学兼课，每月收入大洋一千余元，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他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夫人，以捧京剧男角为主要业务;他则以每天到中山公园闲坐喝茶为主要活动，夫妇感情极好，没有儿女。

杨先生的思想极为复杂，中心信仰是&ldo;四大皆空&rdo;，因此教书比较随便，每个学生皆给高分。

有一天，他拿给长之和我一本德文讲文艺理论的书，书名中有一个德文字：literaturwissens插ft，意思是&ldo;文艺科学&rdo;。

长之和我都觉得此字极为奇妙，玄机无穷，我们简直想跪下膜拜。

我们俩谁也没有弄明白，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后来我到了德国，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一般的字，一点玄妙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