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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3页）

&rdo;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在清华作为西洋文学系的教授而一度兼国学研究院的主任。

他当时给天津《大公报》主编一个《文学副刊》。

我们几个喜欢舞笔弄墨的青年学生，常常给副刊写点书评一类的短文，因而无形中就形成了一个小团体。

我们曾多次应邀到他那在工字厅的住处：藤影荷声之馆去做客，也曾被请在工字厅的教授们的西餐餐厅去吃饭。

这在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一条看不见但感觉到的鸿沟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至今回忆起来还感到温暖。

我离开清华以后，到欧洲去住了将近十一年。

回到国内时，清华和北大刚刚从云南复员回到北平。

雨僧先生留在四川，没有回来。

其中原因，我不清楚，也没有认真去打听。

但是，我心中却有一点疑团：这难道会同他那耿直的为人有某些联系吗?是不是有人早就把他看作眼中钉了呢?在这漫长的几十年内，我只在60年代初期，在燕东园李赋宁先生家中拜见过他。

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

在十年浩劫中，他当然不会幸免。

听说，他受过惨无人道的折磨，挨了打，还摔断了什么地方，我对此丝毫也不感到奇怪。

以他那种奇特的特立独行的性格，他绝不会投机说谎，绝不会媚俗取巧，受到折磨，倒是合乎规律的。

反正知识久已不值一文钱，知识分子被视为&ldo;老九&rdo;。

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我们又有什么话好说呢?雨僧先生受到的苦难，我有意不去仔细打听，不知道反而能减轻良心上的负担。

至于他有什么想法，我更是无从得知。

现在，他终于离开我们，走了。

从此人天隔离，永无相见之日了。

雨僧先生这样一个奇特的人，这样一个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人，是会受到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爱戴和怀念的。

现在编集的这一本《回忆吴宓先生》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

他的弟子和朋友都对他有自己的一份怀念之情，自己的一份回忆。

这些回忆不可能完全一样，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观察事物和人物的角度和特点。

但是又不可能完全不一样。

因为回忆的毕竟是同一个人‐‐我们敬爱的雨僧先生。

这一部回忆录就是这样一部既一样又不一样的汇合体。

从这个一样又不一样的汇合体中可以反照出雨僧先生整个的性格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