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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2页）

话得说得远一点。

语言是思想的外化，谈语言不谈思想是搔不着痒处的。

言意之辨一向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原因就在这里。

我现在先离正文声明几句，我从来不是什么哲学家，对哲学我是一无能力，二无兴趣。

我的脑袋机械木讷，不像哲学家那样圆融无碍。

我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从来不作哲学思辨。

但是，近几年来，我忽然不安分守己起来，竟考虑了一些类似哲学的问题，岂非咄咄怪事。

现在再转入正文，谈我的&ldo;哲学&rdo;。

首先经过多年的思考和观察，我觉得东西文化是不同的，这个不同表现在各个方面，只要稍稍用点脑筋，就不难看出。

我认为，东西文化的不同扎根于东西思维模式的不同。

西方的思维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分析，而东方则是综合。

我并不是说，西方一点综合也没有，东方一点分析也没有，都是有的，天底下绝没有泾渭绝对分明的事物，起码是常识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只是就其主体而言，西方分析而东方综合而已。

这不是&ldo;哲学&rdo;分析推论的结果，而是有点近乎直观。

此论一出，颇引起了一点骚动，赞同和反对者都有，前者寥若晨星，而后者则阵容颇大。

我一向不相信真理愈辩愈明的。

这些反对或赞成的意见，对我只等秋风过耳边。

我编辑了两大册《东西文化议论集》，把我的文章和反对者以及赞同者的文章都收在里面，不加一点个人意见，让读者自己去明辨吧。

什么叫分析，什么又叫综合呢?我在《东西文化议论集》中有详尽的阐述，我无法在这里重述。

简捷了当地说一说，我认为，西方自古希腊起走的就是一条分析的道路，可以三段论法为代表，其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东方的综合，我概括为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

有点模糊，而我却认为，妙就妙在模糊。

上个世纪末，西方兴起的模糊学，极能发人深思。

真是十分出我意料，前不久我竟在西方找到了&ldo;同志&rdo;。

《参考消息》2000年8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东西方人的思维差异》，是从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8月1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翻译过来的，是记者埃丽卡&iddot;古德撰写的。

文章说：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将他们对精神生活的探讨建立在一种重要的推断上，人类思想的基本过程是一样的。

西方学者曾认为，思考问题的习惯，即人们在认识周围世界时所采取的策略都是一样的。

但是，最近密歇根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研究已在彻底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对精神所持的这种观点。

这位学者名叫理查德&iddot;尼斯比特。

本文的提要把他的观点归纳如下：

东方人似乎更&ldo;全面&rdo;地思考问题，更关注背景和关系，更多借助经验，而不是抽象的逻辑，更能容忍反驳意见。

西方人更具&ldo;分析性&rdo;，倾向于使事物本身脱离背景，避开矛盾，更多地依赖逻辑。

两种思想习惯各有利弊。

这些话简直好像是从我嘴里说出来似的。

这里绝不会有什么抄袭的嫌疑，我的意见好多年前就发表了，美国学者也绝不会读到我的文章。

而且结论虽同，得到的方法却大异其趣，我是凭观察、凭思考、凭直观，而美国学者则是凭&ldo;分析&rdo;，再加上美国式的社会调查方法。

以上就是我的&ldo;哲学&rdo;的最概括的具体内容。

听说一位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真正的哲学家说，季羡林只有结论，却没有分析论证，此言说到了点子上;但是，这位哲学家却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最头痛的正是西方哲学家们的那一套自命不凡的分析、分析，再分析的论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