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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2页）

&rdo;方鸣气愤地说：&ldo;很有前途的作家?现在不是，还要等将来?&rdo;

方鸣当然不甘心，他积极活动，把汝信的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又先后跑了北京五家出版社，推荐我的书稿。

答复是一致的：书不错，但不敢出。

整整一年后，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邵敏来北京组稿，自告奋勇把稿子带回上海碰运气。

奇迹发生了：半个月三审通过，五个月出版发行。

在编辑过程中，邵敏不断向我诉苦，说他看了许多遍原稿和校样，每次仍兴奋得通宵失眠。

我们原先就认识，通过这本书的出版成了朋友，后来我的《人与永恒》、《妞妞》都是交给他出版的。

1986年9月，我到上海参加书的发行活动。

这是我独立写作的第一本书，写的又是我自己真正思考过的东西，因而可以算做我的处女作，心情自然是很激动的。

对于出版社安排的签名售书、报告会之类，我不太起劲，知道那些不过是排场罢了。

最喜欢做的事是站在柜台附近，没有人知道我是作者，偷偷观察读者的反应。

有一个看上去挺傲气的戴眼镜大龄青年，营业员向他推荐这本书，他瞄了一眼封面，鄙夷地说：&ldo;中国人写的尼采有什么看头!&rdo;营业员说：&ldo;这本不一样。

&rdo;他拿起来翻了一下，说：&ldo;这还差不多。

&rdo;便付了钱。

我一直在旁边装着翻别的书，终于松了一口气。

当时最大愿望是变成一个隐身人，跟着每个买了我的书的读者回家，看他们阅读时脸上的表情。

虽然汝信曾预言这本书会有很大影响，但是，反响之热烈仍出乎我的意料。

一年内畅销十万册，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其后成为不断重印的长销书。

出版后若干年里，一再被列在最受大学生欢迎的书籍之榜首。

香港1992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八十年代：改变中国的33本书》，把它列为其中之一本。

它为我赢得了许多艺术家朋友，崔健告诉我，好些搞摇滚的都喜欢这本书，王广义告诉我，这本书成了新潮画家的必读书，几乎人手一册。

不少人用几乎相同的语言向我断言，说这本书启蒙了一代人。

直到现在，我还经常会遇见四五十岁的人向我谈起当年这本书给他们带来的震撼。

当然，我自己明白，这本书充其量不过是一本比较有特色的介绍尼采思想的通俗小册子而已。

之所以会有如此轰动效果，据我自己分析，原因有三。

其一，在我国长期的宣传和教学中，尼采哲学一直遭到全盘否定，被简单地归结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反动的唯心主义唯意志论。

八十年代中期，虽然开始出现了正面评价和研究尼采的零星文章，但这本书毕竟是第一部旗帜鲜明的著作，把一个面目狰狞的政治狂人还原成了一个真诚思考人生问题的个性鲜明的哲学家，评价上的这种巨大逆转自然会给人以深刻印象。

其二，这本书的文字风格不同于一般哲学书，流畅而富于激情，因而能给人以新鲜感，也容易被普通读者接受。

事实上，当我写作时，我始终浸润在尼采本人文字风格的氛围之中，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影响。

其三，最主要的是，我在书中借尼采之口谈了我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考。

许多地方，简直分不清哪是尼采说的，哪是我说的。

我一面阐发尼采哲学，一面我自己的生命体验也如同找到了突破口一样喷涌而出。

当我对尼采发生巨大共鸣之时，实际上已把尼采在昨日欧洲思考的问题转换成了我自己的问题，而读者的巨大共鸣表明，它们也是今日中国许多人面临的问题，触及到了转型时期普遍存在的人生困惑和精神危机。

所以，若要论这本书的地位，肯定不是在学术史上，而是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上。

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主要在于使我明确了我的哲学研究方向应是我一向关注的人生课题，因而可以看做我的哲学之路的真正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