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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2页）

不但在阅读上，而且在写作上，世英都是给了我重大影响的第一人。

事实上，我有意无意地在模仿他。

较早的时候，我正沉迷于屠格涅夫，便以读初中时对一个女生的暗恋为素材，写了一篇近万字的书信体小说，题为《一札未发出的信》。

我拿给班上一个似乎也喜欢文学的同学看，没想到他读后连连叫道：&ldo;太丑了!太丑了!&rdo;世英知道了，责备我不该给那人看。

他对这篇习作的评价是：&ldo;你能写东西，文笔很流畅。

不过，情节太简单了，没有曲折和起伏。

&rdo;又转述曹秋池的评论，说我写的不是爱情，而是性欲的觉醒。

我听了为曹的敏锐吃惊，心里却不太舒服。

后来，我也开始写自传体长篇小说，集中写上北大后这一段经历，但写了不多就中止了，原因是生活的浪潮来得太猛了。

我给一个朋友写信说：&ldo;生活尚且来不及，哪里顾得上去回忆!&rdo;当时我写得最勤的也是感受和思绪的即兴记录，即所谓随感，这个习惯完全是在世英的影响下养成的。

我还学他的样，热中于用文字描述眼前某个实景，例如课堂上老师和同学的表现，某件事发生时人们的表情，校园里某一处的风景，我称之为文字写生。

此外，我十分认真地写日记，每天都写好几页。

我把日记当做我的主课，如果我在阅览室里埋头疾书，摊在笔下的多半是日记本。

现在来看，所有这些随感、文字写生和日记，虽然不是正式的写作，却比任何正式的写作更有效地提升了我的写作能力。

它们在我身上培育了一种猎人似的警觉，随时随地捕捉生活中和心灵中有价值的东西，并转换成文字储存起来。

一个人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本能，不管他以后是否以写作为生，要他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郭世英和张、孙当时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并且属于精神上十分敏感的类型，对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又有相当的接触，因而格外感觉到生活在文化专制下的压抑和痛苦，表现出了强烈的离经叛道倾向。

在他们三人中，张、孙的作品较多涉及政治，郭离政治要远一些。

我完全不同，一方面更幼稚，另一方面还比较正统，对于他们的这种倾向并不太理解，甚至感到疑虑和害怕。

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写作‐‐主要是郭的作品和张的诗‐‐对于我仍是一种巨大的启示，令我耳目一新。

他们使我看到，写作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完全不必遵循时行的政治模式，而可以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创造和思想探索，一种个人的精神活动。

当时我并非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但种子已经悄悄播下，总有一天会发芽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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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为郭世英担忧周国平

我上北大时，正值展开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以之带动国内的阶级斗争。

在这个背景下，学校里政治学习很多，而多数学生的政治热情似乎也很高涨。

从1962年底开始，反修斗争以抨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方式揭开序幕，不久后就升级为与苏共中央的公开论战，报上陆续发表重头文章。

每次发表前，都先行广播，许多学生守在校园里的各个高音喇叭下面等候，准备好对那些他们觉得铿锵有力的句子大声喝彩。

我心中不免反感，觉得这些人看似立场鲜明，其实并没有自己的立场，如果生活在苏联，他们同样会为苏联对中国的批判喝彩。

郭世英更是压抑不住内心的反感，夜晚在盥洗室里，他经常向我发牢骚。

&ldo;我们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他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你知道谁对谁错?说人家是特权阶层，有别墅，咱们哪个领导人没有呀。

我父亲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专用的房子，北戴河、上海、青岛都有。

中国还不是凭资格吃饭，才能毫无用处……&rdo;他的浑厚的低音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仿佛从一个风向不定的远处飘来。

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但我知道他是在认真地为这些问题苦恼，他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也投入了自己的心，因而远比那些朝高音喇叭喝彩的人更接近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