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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3页）

尽管如此，瞿太太仍不免心怀不满。

她没有工作，两家做饭都在走廊上，因而天天都会和我的母亲见面，母亲常为她的指桑骂槐感到伤心。

然而，每年过年，她又必定会端一盘糕团送到我家，糕团上印着鲜艳的红点，如同一种仪式。

瞿先生在房产公司做事，见了我的父母只是点一点头，从不说话。

我能感觉到两家之间的鸿沟，而使我的这个感觉格外鲜明的是他们的独生子。

他们的居室在顶头那一扇门里，我从未瞥见过门里的情形，这位风度翩翩的公子就深居在里面苦读。

当时他刚从育才中学毕业，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

偶尔在走廊上遇见，他对我们看也不看一眼，好像我们根本不存在。

我倒并不因此感到自卑，只是仿佛第一次看见了一种高贵青年的类型，这是一个与我无关的类型，所以我不会用它来衡量自己。

那时候我做梦也没想到，不久之后，我会进上海中学、北京大学这样的名牌学校。

在这个家庭里有一个奇怪的人物，我们叫他老公公。

他大约六七十岁，满脸皱纹，须发花白，永远弓着腰，不能直立，戴一顶破毡帽，穿一件脏兮兮的蓝布短褂。

据说他是瞿先生的父亲，但他的地位实在连奴仆也不如。

他是无权踏进瞿家的门槛的，属于他的只有楼梯下一个黑暗的角落，那里搭了一块木板，铺一床破烂的褥被，他就在那里起居。

他的亲密同伴是一只猫，总是蜷缩在他的床上。

他专干扫走廊、倒垃圾之类的粗活，自己单独用餐，做一点简单的饭菜，或者就吃残羹剩饭。

瞿太太动辄叱骂他，而他总是低声下气，逆来顺受。

我的父亲多次替他打抱不平，向瞿家夫妇提出抗议，在街道整风时还写了大字报，但无济于事。

老公公不是一个孤僻的人，他显然欢迎新房客，我们住进来后，他不那么寂寞了。

他很喜欢同我们这几个孩子逗玩，给每人起了绰号，结果我们一吵架就用他起的绰号互骂。

住惯了邑庙区的鸽子笼，乍一搬到人民广场，不用说是感到新鲜而又愉快的。

那时候，人民广场一带还很有野趣，到处杂草丛生。

在我家对面，横穿广场，是人民公园。

我们这些孩子完全不必买门票，因为我们知道公园围墙的什么位置有一个洞，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自由地穿越。

院子里有大片的泥土地，我在我家楼前的篱笆旁埋下牵牛、凤仙、鸡冠等花籽和黄豆、绿豆之类，头一回领略了种植的快乐。

家里的住房比以前宽敞多了，光线也好，打开窗子，看见的是宽阔的广场。

每年五一和十一，广场中心搭起主席台，我家的窗户就在主席台的斜对面，坐在家里可以观看游行和焰火。

一到节前，母亲便忙碌起来，做许多馒头和点心，准备招待来我家看游行的亲友们，节日的气氛格外浓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