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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第2页）

我给地委组织部写信，提出专业对口的要求，得到的答复是：&ldo;上级党委有过指示，号召人人学哲学、用哲学，因而学哲学的在哪里都用得上，你的工作没有调整的必要，望安心工作。

&rdo;当时我就惊为奇文，舍不得丢掉，居然保存到了今天。

这封复函的签署日期是1978年6月，这时全国已开始招研究生，而我也参加过了初试，所以心态已经很轻松。

读了这篇奇文，我突然觉得，出不出资源真是无所谓了，假如不出广西，仍是一回事。

我的唯一目标是回到我的精神故乡北京。

我一定要结束过于长久的冬眠，苏醒过来，重新过人的生活‐‐一种有思想和有感情的生活，一种创造的生活。

恢复高考是在1977年底，敏子作为北京六六届老高中生，我理所当然地怂恿她报考了，但未被录取。

这是让我感到特别遗憾的，因为她的水平本来足以考上。

1978年3月，研究生招生开始报名，我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苏联当代哲学专业。

之所以报这个专业，是因为我的俄语基础很好，比较有考上的希望。

幸亏第一届招生时，报名不需要单位和地方人事部门批准，否则县组织部一定会一如既往不放过阻挠我的机会。

使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后几届改变了这一明智的政策，因而势必阻挡了一些有才气却不被当地领导喜欢的人的进路，其实正是这样的人最需要摆脱束缚。

复习的时间很短，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读尽可能找到的西方哲学原著及原著选辑，二是读俄文版《国家与革命》。

5月15至17日，全国考生同时在本人所在地进行初试。

我感觉良好，后来知道，作为专业课的西方哲学史得了96分，是哲学所考生中最高的。

然而，在初试后的一个多月里，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一向不自信的我已经开始绝望了。

忽一日，北京来了两个人，据说是来搞我的政审的。

晚上，他们到农机厂的破屋子里来，一位是哲学所伦理学室主任刘启林，另一位是哲学所科研处副处长薄希成。

薄希成是薄一波的儿子，他把他们在县组织部的遭遇当作一件好玩的事告诉我：由于介绍信抬头写的是县党校，组织部拒绝接待，他转身重填了一张空白介绍信，才被接待。

刘启林告诉我，组织部说了我不少坏话。

他接着说：&ldo;他们认为是缺点的，我们认为正是优点，这里四人帮的流毒太严重了。

&rdo;他们还告诉我，我考得相当好，要去北京复试，通过应不成问题。

我很难形容我当时的愉快心情。

政审从来是一件诡秘的事儿，现在这两个人却坦率地把有关情况连同自己的看法都告诉了我。

我在这里一直受着压制，多年来不论哪一级组织都异口同声说对我理应如此，现在我第一次听到也是组织上来的人说这是错误的。

忽然之间，一切都变正常了，常识恢复了自身的尊严。

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半以后，新纪元的阳光越过重重障碍，头一回直接照到了我的身上。

在我眼中，这两个仿佛从天而降的人几乎像救星一般。

因此，当薄希成与我下围棋并且把我杀得大败之时，我仍觉得我的破屋子里一片光明。

7月份，我到北京参加复试，然后回资源静候通知。

在此期间，我到兴安与小玲共度了四天，我们在灵渠划船，我倚在船舷上享受着她的美妙的话音。

接着，阿良来资源访问我，他是小玲的亲戚，当时在江西插队，通过小玲手抄的我的诗作认识了我。

他在我这里住了十多天，我们天天在小破屋里抽烟长谈，从此成了莫逆之交。

9月14日，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就在几天前，组织部的一个干事‐‐一个奇丑的女人，她也是大学生哪‐‐还到处放风说：&ldo;周国平想出资源?做梦!&rdo;啊，真好，我总算有一件事可以让这样的人不舒服，同时让我的朋友们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