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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2页）

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不肯口是心非，也不肯敷衍了事，一定要用自己的头脑把问题真正想明白。

这使他的忏悔显得不是盲目的改宗，而是理性的选择。

然而，唯其如此，就更可哀怜。

他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一种强烈的精神本能，这种本能驱使他追求个性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权利。

他的思考可能会并且事实上也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当他现在用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理由否定个性自由时，他不只是在批判自己确实犯下的错误，而更是在否定自己的精神本能。

在貌似自觉的自我革命下面，隐藏着的正是不自觉的对自身精神能源的压制。

当然，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世英身上，凡是有比较强烈的精神本能的知识分子无不是如此，我也不例外。

区别只在于，在他身上这种本能格外强烈，已造成严重的后果，因而必须施以格外努力的压制。

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真正被判为原罪的正是这种精神本能，而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与之进行斗争的漫长过程，改造的成效则体现在能否成功地将它削弱乃至扼杀。

回头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耗费在与自己的精神本能作斗争上了，而他们本来是应该让它结出创造的果实的。

不用说，上面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认识。

由于我一向比世英正统，因此，当时我不但由衷地为他的转变高兴，而且在他旁边起劲地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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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友情呼唤周国平

自从运动开始，我一直怀着一个心病，就是郭世英。

从整个运动的状态判断，他在农大的日子不会好过。

不管他多么真诚地悔改，x的历史问题不可能不被纠缠，而性格直率的他不知会作出什么激烈的反应。

我没有他的一点儿消息，很想去农大打听，但又不敢，怕的是凶多吉少，实际的情形会令我承受不了。

没有料到，在音信隔绝一年之后，这个让我百般惦念又百般忧虑的郭世英，他自己给我来信了。

1967年2月中旬的一天，我捧着刚寄到的信，如同捧着一枚定时炸弹，躲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把它拆封。

我真觉得它会爆炸，把我炸伤，如果这样，我要偷偷地舔净伤口，不让任何人察觉。

然而，爆炸没有发生，信中的语气出乎意料地平静。

信的开头是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赞颂，然后，他点出了写信的目的：&ldo;我们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便断去了联系，既无斗争亦无联合，突然成了素不相识的路人。

这种沉默虽是心照不宣、有其背景的，但我仍为此遗憾。

这种突如其来的沉默决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产物，是应被打破的。

&rdo;接着，他提出了几点建议，大意就是打破沉默，一起来对我们各自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或在斗争中合，或在斗争中分。

读完信，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谢天谢地，世英眼下总算是平安的，这个信息比信中的任何具体内容重要一千倍。

我很快回了信，表示接受他的建议。

这封回信的抄件还在，我在上面读到我是这样为自己的沉默辩护的：&ldo;我没有把握断定你在这场革命中的发展方向，因此几次想与你联系，又拖延下来了。

&rdo;谈及他的错误思想，我汗颜地发现自己在个性自由问题上穷追不舍，说这是他过去一整套资产阶级思想的基础，这个基础仍未彻底摧毁。

最后我询问他，是什么具体情况促使他想到要和我一起来进行自我清理的，其实我是希望知道他现在的实际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