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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1页）

余老师听了，对我老爸大加赞赏，说中国像你父亲这样的人太少了。

可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人，在我看来也没能成功地转型得过来，即便他早在理论上、思想上认清了&ldo;文革&rdo;时期所谓创作的实质，即便他在形式上把青、壮年时期的所有作品毁于一炬，但是他太有自知之明，也太看得清别的同辈们的&ldo;垂死&rdo;挣扎，他老人家一生中最好、最有创造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被埋葬在了那样一段莫名其妙的、谁也摆脱不了的历史中了。

很多他的同时代人还在不甘地坚持&ldo;创作&rdo;，屁股后面拖着一根别人都看得见只有他自己看不见的&ldo;尾巴&rdo;，一根总也脱不了旧时代印记的&ldo;尾巴&rdo;。

我总爱对人说，还是我老爸好，我老爸不写东西了，不在外面丢人现眼了。

我老爸现在除了给儿子写信，已不再拿笔。

我老爸总在看金庸，看完全套再从第一部开始看，只剩下金庸能帮他打发余下的时光。

余老师说你父亲很了不起，如果中国更多些你父亲这样的人，就有希望了。

是啊，这样的父亲如果不是养育了我们这几个儿女，不也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吗?这样的事儿你跟谁说去?

余秋雨也跟我说他的父亲，已经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ldo;文革&rdo;时被造反派弄去坐牢，在牢里得了肝炎和糖尿病。

这是两种相互抵触的病，一个是要吃、要营养的病，一个是少吃、只吃粗食的病，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病并存于一个身体里，他父亲被折磨得很苦。

现在好了，医院和药成了他父亲的精神寄托，就像一个饿惯了的人，见吃的就要吃，他说他父亲饿怕了，病怕了，以至于养成了&ldo;医院依赖症&rdo;，八十多岁的人把医院当作了他的第二个家，每天有事没事要到医院走一趟，不去就像缺了什么，有病没病都要求吃点药，没有药在手边上就没有安全感……

遭遇&ldo;余秋雨现象&rdo;（3）

我们都嘻嘻哈哈谈论这些事，当好玩，一个既成事实罢了。

但冷静下来想，真的是很气愤的事情，我们自己的亲人本来是可以有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的。

还说转型，要在一种多少年下来的定势中突然扭转，必须得具有实施强有力行动的能力。

而那个早年被我们几个研究生称作&ldo;秋雨兄&rdo;的人，已经成功地转型了两次，并且两次都是先于群体，先于大势，无怪乎他是我们眼里的强者了。

在深圳思考和写作，成为&ldo;旁观者&rdo;（1）

1998年夏天，真正的二十世纪末。

一位深圳宣传部的官员，夹着一份厚厚的策划书到了北京。

在中国一千八百多个博物馆中，100个最具魅力的博物馆被选中，100集大型文化专题片《中国博物馆》将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完成。

深圳人要在世纪末&ldo;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化&rdo;的野心，开始一步一步地付诸行动了。

接头地点安排在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

深圳官员打开策划书，很现代很精致的内页里，图文并茂，铺陈的是各种文化人递交上来的关于片子的总体构想，一页页翻过去‐‐我们伟大，我们辉煌，我们历史悠久，我们将在21世纪迈向人类新纪元……

对，这些都没错，也都是事实，问题是这样的话我们什么时候都能说，并且我们也不知已经说过多少遍，而现在是20世纪最后的时刻了，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千载也难逢的发言机会，我们能不能有点全新的视角，有点自己的表述?

深圳官员指着策划书，说，这好像不是我要的。

有他这话就够了。

我也就干脆把他的东西往边上一推，省得装模作样琢磨那些大同小异的句子。

我说我们来给你一个全新的方案。

摄制组总是这样，一个庞杂的群体，总是处在不停的沟通，争吵，再沟通当中。

偏偏我做人做事的风格，向来不喜欢与人争论。

本来嘛，大家都是成熟的个体，有自己的思维体系，谁会为谁的观念或者想法放弃自己的呢?很多时候身为总撰稿之一的我很沉闷，说不出话来。

有那么一两次我还别扭得躲在背地里双眼潮湿。

那些请来的历史学家、文物学家、博物馆专家，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基本知识、历史背景和史料出处，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并且在资历和年龄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我非常尊重他们，但多些时候我并不懂得如何去与他们沟通和相处，我顽固地坚持要用自己的目光去看那些文物，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那些历史，我想他们可能也不怎么喜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