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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末的教会一点摘抄（第2页）

这对于以好斗闻名的圣言会传教士来说，无疑是一个比较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与传教士们所要实现的价值有所偏离。

在使他人得到救赎的同时，圣言会的传教士们更加重视自我的救赎和对上帝的祭献，为此，传教士们的言论总是充满着一种近乎受虐式的殉难渴求。

能方济写到：“我不止一次的向上帝祈祷，要求殉难的荣耀，但很可能他将不会恩赐于我。

上帝认为我的血不够红，它仍然掺杂着现世的尘土。”

上帝的信仰不能够顺利传播，个人的价值无法实现，转向寻求世俗的权力顺理成章。

上帝是神圣的，但传教士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上帝的使者。

“不论是天主教的神甫，或者是基督教的牧师，从来也没有脱离过中国的政治，尽管他们有

些人是标榜超政治的。

为什么在华夏的土地上，传教士们无比热情地追求着来源于世俗的权利?

一方面出自他们本身所受到的威胁，另一方面就是，没有谁能够比圣言会的传教士们更懂得，中国底层民众最需要的是什么。

整个苏鲁边界地区的环境，人们缺乏安全感和保障，如果他们能够有所选择，而且这种选择能够使他们获得利益，得到庇护，他们很快会做出选择。

为了争取更多中国人更快地入教，为了实现传教士们“血祭”

的愿望，传教士们必须懂得什么最能够打动中国人：“中国人是他们自己官长的奴隶，又是他们的悠久文化的奴隶。

为了争取民众，必须争取官长站在自己的一边；为了

在农村取得成就，必须在城市取得威信。

1890年，安治泰到欧洲旅行，趁机把他的传教会纳入了德国的保护之下。

德国这个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试图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当传教士们找上门的时候，二者马上变成了相互利用的关系。

薛田资在日照脱险后，随着德国官兵一同复仇的畅快心情也变得非常容易理解。

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直接使用了“披着基督外衣的帝国主义”

以及“政府中的政府”

来评价德国和天主教会在中国的行为。

到达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数量毕竟有限，因此他们传教的方式有所改变：“所

谓之教堂，其由洋教士雇佣入教华民，择其粗通文字之人，月给工食三千文，

分赴各处传教讲学。

李秉衡也在奏折中提到这些中国籍教士“??一旦有事，则教士以毁坏什物，焚毁教堂，张大其词以告主教，主教复张大其词以告各国公使”

。

应该给予这些人的传教活动及其对中国天主教徒的影响一个高度的关注，

奈何资料有限，无法进行系统研究，但是可以想见他们在天主教群体形成过程以及群体行为中所起的作用。

逐渐地，教士和教徒安全的保障被进一步纳入了清政府的职能之内。

另一方面，因为国家权力的作祟，越来越多的贫民、不法之徒纷纷选择天主教作为庇护之源。

“在发展教会势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