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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人性莫非社会所陶甄，今世社会学家言：人类已往之社会，大变有四：曰原始共产社会，曰奴隶社会，曰封建社会，曰资本主义社会。

原始共产之世，遐哉尚已，吾侪今日，仅得就古先哲人追怀慨慕之辞，想像其大略而已。

我族肇基之地，盖在江、河下游？故炎、黄交战及尧、舜所都之涿鹿，实在彭城，《世本》。

与今称为马来，古称为越人者密迩。

其争斗盖甚烈？吾族俘彼之民，则以之为奴隶，故彼族断发文身之饰，在吾族则为髡、黥之刑，本族有大罪者，侪之异族。

苗民之所以见称为酷虐者以此。

古所谓刑者，必以兵刃亏人体至于不可复属，此其始皆用诸战陈，施诸异族者也。

苗民之作五刑，盖以施诸异族者，及本族也。

黄帝，书称其清问下民，亦侯之门仁义存耳，其所恃以自养者，恐亦无以异于三苗也。

此吾国之奴隶社会也。

江、河下游，古多沮泽，水利饶而水患亦深，共工、鲧、禹，仍世以治水为务，共工与鲧皆蒙恶名，而禹独擅美誉，非其治水之术，果有以大异于前人也。

自夏以后，吾族盖稍西迁？夏代都邑，皆在河、洛。

西迁而水灾澹焉，则以为神禹之功云尔。

出沮泽之地，人苍莽之区，不务力耕，惟求远迹，则于所征服之民，但使输税赋而止，夏后氏之贡法是也。

贡之名，乃取诸异部族者，与取诸本部族之税赋大异，夏后氏之贡，实以税而蒙贡名，盖初施诸来服之异部族，后虽入居其部，征服者与所征服者，已合为一，而其法仍未变也。

至此，则向恃奴隶之耕作以为养者，一变而衣食于农奴之租税矣。

此吾国之封建社会也。

自夏至于西周，此局盖未大变？故尚论者多以三代并称焉。

孔子称殷因于夏，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必有所据。

礼即法，惟俗相类，故礼相类，惟社会之组织相类，故俗相类也。

东周以降，种殖、制造之技盖日精，通工易事之风亦益盛，则斯民之生计渐舒，户口日增，垦拓日广，道途日辟，风尚日同，则可以兴大师，则可以造利兵，则可以远征，则可以久驻。

所征服之国能供亿也。

吴入郢能久留者，以郢故都会也。

生事之演进，无一非军事、政事之先驱，而统一之业，与资本之昌骈进矣。

然以吾国疆域之广，水陆程途之修阻，风同道一，固非一蹴可几，地方豪右及政府所命官吏之桀骜者，盖罔不乘隙思逞，一旦中枢失驭，则纷然并起而图割据矣，此州郡藩镇之祸所由来也，瘠土之民，脱沃土之富厚而思攘夺之，势也。

吾国东南临海，大军不能飞越，西南则山岭崎岖，处其间者不能合大群，亦无由成为强寇，惟漠南北之地，既瘠苦足资锻练，又平夷有利驱驰，每为侵掠者所根据，而河、湟、青海之间，亦其次也。

争战必资物力，瘠土之民，固非沃土之民之敌，汉、唐盛时，所以能威棱远憺者以此，然自来操政治之权者，多荒淫而无远虑，睹异族之臣服，则苟利一时之休息，而不暇维万世之安，而官吏、豪民，又利其可供赋役，恣虐使也，如后汉之苦役降羌，晋世并州多以匈奴为佃客，且掠卖胡羯为奴婢是也。

则使之入居塞内；而风尘有警，又驱其人以为兵；于是太阿倒持矣，此五胡及沙陀、契丹、党项之祸所由来也。

孔子所谓大同，即古共产之世也，其和亲康乐无论矣。

封建之世，黩武之族，虽坐役殖产之民以自活，然其所诛求者，亦税赋力役而已，于所征服之族社会固有之组织，未尝加以破坏也。

以力胁夺，所得究属有限，而历时稍久，且将受所征服之族之感化而渐进于文明，故封建之世，社会之规制，尚未至于大坏，犹之人体，虽有寄生之虫，犹未至于甚病，故孔子称为小康也。

至资本主义既昌，则昔时之分职，悉成为获利之彰，尽堕坏于无形之中，社会遂变而为无组织，而民之生其间者苦矣。

东周以降，仁人志士，日怵目刿心，而思有以移易天下，盖由于此。

然斯时之社会，其体段则既大矣，其情状则既隐曲而难明矣，而生其间者，利害又相龃龉而不可合，凡所措置，所收之效，悉出于豫期之外，而事变之来，又多不可捉摸，则安得不视社会为无可控制，不能以人力改造，其惟务抑压一己，以求与之相安，亦固其所。

故新室与东汉之间，实为古今一大界。

魏、晋以后之释、老，宋、明两代之理学，实改造社会之义既湮，人类再求所以自处，而再败绩焉者也。

此又其所以若相反而实相类也。

读隋、唐、五代之史者，其义当于此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