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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第1页）

在剖析尼赫鲁关于西藏事态发展的声明时，中国驳斥说，尼赫鲁把叛乱归结为&ldo;一个生气勃勃、迅速前进的社会&rdo;同&ldo;一个停滞不前、没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rdo;之间的冲突，那是错误地理解了形势，西藏叛乱不是别的，而是反革命，是特权阶级企图保持&ldo;黑暗的、残酷的、野蛮的农奴制&rdo;。

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美国国务院，英国殖民主义者和李承晚之流，都对叛乱者发出同情的叫嚣。

《人民日报》接着指出，&ldo;我们感到惊异的&rdo;是尼赫鲁一方面反对这些人物，也懂得他们所玩弄的阴谋诡计，另一方面却&ldo;被这个同盟推到他们的所谓&lso;同情&rso;西藏运动的重要地位&rdo;。

接着，该报引用了尼赫鲁自传的一段话，这段话反映他经常口里谈一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却没有让它来影响他的费边主义的行动：&ldo;感化一个统治的特权阶级使它放弃它的权力和特权，这样的企图一直是失败的，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说将来能够成功。

&rdo;

中国认为，这话说得很对。

但是，&ldo;他现在责备我们没有能够感化统治西藏的特权阶级使它放弃权力和特权&rdo;。

至于讲到尼赫鲁所说的，印度对中国在西藏行动的愤慨，是出于一种同情心和亲密感情，那么，双方都可以使用&ldo;亲密感情&rdo;这个词。

如果中国组织支援阿萨姆邦和北方邦的人民委员会，印度又会怎么想呢？&ldo;如果印度政府可以用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印度某种保证&rdo;，中国政府&ldo;不也是可以用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rdo;，要求印度政府对自己的内政给予中国某种保证吗？（《人民日报》没有引用那加叛乱为例，这是意味深长的。

如果在这里引用它就更能说明问题。

那加人叛乱时间同西藏人一样长久，他们也象西藏人一样，主张民族独立，并要求取得主权国家的地位以体现和维护这种民族独立。

象中国对西藏一样，印度在那加地区曾经使用军队镇压被认为是分裂主义的叛乱。

北京不提那加族的问题，意味着中国在这个阶段不愿使人家把它的辩论看成是进行威胁，所以就提出阿萨姆和北方邦这类虚拟的例子。

）

《人民日报》最后温和地说，尼赫鲁&ldo;跟我们在西藏问题上有某些分歧，但是在总的方面，他是主张中印友好的&rdo;，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不能不同&ldo;这位我们友好邻邦的尊敬的总理&rdo;进行辩论。

如果北京不是出于万不得已，决不至让印度对西藏叛乱的反应破坏整个五十年代里贯穿中印两国政府之间的那种友好关系。

但是中国没有忽视印度的&ldo;大资产阶级&rdo;在尼赫鲁背后怂恿他不断向右转。

中国人认为这个阶级&ldo;同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外国资本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

而且，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也决定了它的某种向外扩张的欲望&rdo;。

这就使它在世界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反映某些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的影响。

用列宁主义的分析，印度政府很容易突然倒向右边，国内和国际都有强大的势力，总在试图把印度拉向右转。

中国认为，在一九五九年，美、印两国更加靠拢的时候，这种变化就开始出现。

照中国的看法，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全盛时代，华盛顿一般地说对于中立主义者，特殊地说对于尼赫鲁，经常表示怀疑，这是对印度最好的评价。

相反地，到了一九五九年美国态度的转变是一个不祥之兆，这意味着美国不但要改变印度的不结盟的操守，而且，华盛顿还估计到，新德里也已准备好委身相事。

北京早就开始从印度的态度和政策中注意观察新德里被拖进帝国主义阵营的迹象。

尼赫鲁在一九五八年末和一九五九年初所写的信件中，表达了印度对边界问题的态度；从北京看来，这种表态就是这样的迹象。

在那时以前，中国不会料到同印度解决边界问题会比同其他邻邦解决边界问题更为困难。

自一九五四年起，在印度的地图上就提出了对阿克赛钦地区的领土要求（新建成的新藏公路的一段穿过该地）。

但是中国地图上也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提出类似的要求。

周恩来曾经告诉尼赫鲁说，中国在举行谈判全面解决边界的时候，无意坚持这一要求。

印度也讲得很明白，说它不考虑对其作为东北边界的麦克马洪线作任何更动，说这条线从一九五一年以来就已成为事实上的边界线。

中国除非同印度挑起一场无法解决的争吵，否则就只能接受麦克马洪线。

另一方面，北京在自己地图上对东北边境特区的大部分地方所提出的要求并不打算非办到不可，毫无转圜余地，而当时也没有迹象表明印度在自己地图上对阿克赛钦所提出的要求会是那么一成不变。

尼赫鲁在议会和其他公共场合中，曾再三声明政府对麦克马洪线的立场；但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对西段边界将持同样顽固态度。

印度对西段的主张线，只是在五年前才出现在印度地图上，这条线并不比中国在地图上对东北边境特区大部分地区提出的要求更加符合实际、符合管辖的现状。

北京同缅甸的谈判提醒了中国人（如果说中国人还需要提醒的话）：一旦边界问题成为民族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之后，这些政府在国内压力下会采取不妥协的极端态度。

所以从争端一开始，中国就指出，边界问题并不急于解决；如果由于印度国内的原因，尼赫鲁认为举行谈判有困难，那么整个问题可以留待以后局势较平静时再说。

现状符合两国的需要；如果双方都不去破坏现状，那也就没有迫切的需要用条约对现状加以规定。

但是一九五九年秋天发生了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这意味着印度并不想使现状不受破坏。

这些冲突对中国和对印度，同样都是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