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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2页）

第一，好散文一定要能够烘托现实生活的日常的事实，这一种工作，旧体的文言文是不配的。

第二，好散文必须要具有容纳充分发挥才能的篇幅与轮廓，而古典文学的传统倾向于文字的绝端简约的，它专信仰简练专注的笔法。

好散文不应该太文雅，而古典派的散文之惟一目的，却在乎文雅。

好散文的进展必须用天然的大脚步跨过去，而古典派散文的行动扭扭捏捏有似缠足的女人，每一步的姿态部是造作的。

好散文殆将需用一万至三万字以充分描写一个主要人物，例如斯得莱契（lyttonstrachey）或巴莱福特（gaalielbradford）的描写笔墨。

而中国的传记文常徘徊于二百字至五百字的篇幅。

好散文必不能有太平衡的结构，而骈体文却是显明地过分平衡的。

总之，好散文一定要条畅通晓而娓娓动人，并有些拟人的。

而中国的文学艺术包藏于含蓄的手法，掩盖作者的真情而剥夺文章的灵性。

吾人大概将巴望着侯朝宗细细腻腻地把他的情人李香君描写一下，能给我们一篇至少长五千字的传记。

谁知他的《李香君传》恰恰只有三百五十字，好像他在替隔壁人家的老太太写了一篇褒扬懿德的哀启。

缘于此种传统，欲研究过去人物的生活资料将永远摸索于三四百字的描写之内，呈现一些极简括素朴的事实大概。

实在的情形是文言文乃完全不适用于细论与传记的，这就是为什么写小说者必须乞灵于土语方言的理由。

《左传》为纪元前三世纪的作品，仍为记述战争文字的权威。

司马迁（纪元前一四○——八○）为中国散文第一大师，他的著作与当时的白话保持着密切接近的关系，甚至胆敢编入被后世讥为粗俗的字句，然他的笔墨仍能保留雄视千古的豪伟气魄，实非后代任何古典派文言文作者所能企及。

王充（二七——一○七）写的散文也很好，因为他能够想到什么写什么，而且反对妆饰过甚的文体。

可是从此以后，好散文几成绝响。

文言文所注重的简洁精炼的风格，可拿陶渊明（三六五——四二七）的《五柳先生传》来做代表，这一篇文字，后人信为他自己的写照，通篇文字恰恰只一百二十五字，常被一般文人视为文学模范。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

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

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

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环诸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

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意，忘怀得失，以此自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