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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章（第1页）

对于广大的一般人民来说，问题甚至更加简单。

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在西欧和中欧的大城市和工厂地区，他们的状况必然会将他们推向社会革命。

他们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苦难世界里的富人和权贵的仇恨，以及他们对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梦想，给了他们绝望的眼睛一个目标，即使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主要在英国和法国）看得到那个目标。

利于进行集体活动的组织赋予他们力量。

法国大革命的伟大觉醒教导他们，普通人不必对不公正逆来顺受：&ldo;在此之前，这些国家一无所知，而其人民则认为国王是世间的上帝，他们一定会说，不管国王做什么都是对的。

经过现在这场变化，统治人民将会更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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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游荡于欧洲的&ldo;幽灵&rdo;，这反映了对&ldo;无产阶级&rdo;的恐惧。

这种恐惧不仅影响了兰开复或法国北部的工厂主人，也影响了农业德国的政府文官、罗马的僧侣和各地的教授。

这是罪有应得的。

因为，在1848年头几个月爆发的这场革命，并不仅是在它涉及动员了所有社会阶层这一意义上才是一场社会革命。

在中西欧的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当中，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劳动贫民起义。

他们的力量，而且差不多就仅是他们的力量，将把从意大利巴勒摩到俄国边界的旧制度推倒在地。

当尘埃在其废墟上落定之时，人们发现，工人们（在法国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工人）正站立其上，他们不仅要求面包和就业，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

当穷苦的劳动者奋起之时，欧洲旧制度的虚弱与无能，增加了富人和权贵世界的内在危机。

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个美妙的时刻。

如这些危机换个时间出现，或在允许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和平调整其争端的体制下出现的话，他们导致革命的可能性，恐怕比不上18世纪俄国宫廷常年不断的争吵导致沙皇制度没落的可能性。

例如，在英国和比利时，农业家与工业家之间，及其各自的内部派别之间，都有大量的冲突存在。

但是，显然可以理解的是，1830－1832年的变革已以有利于工业家的结果决定了权力问题；否则，只有冒险革命才能将政治现状加以冻结，然而，革命却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工业家和农业保护主义者之间有关《谷物法》的尖锐斗争，居然能在宪章派的骚动中展开并取得成果（1846年），而且一刻也未曾危及到所有统治阶级对抗普选威胁的团结性。

在比利时，虽然自由主义者于1847年的选举中战胜天主教徒，使工业家脱离潜在的革命者行列，而1848年经审慎判断的选举改革，一举将选民增加了一倍（在400万人口中，选民仍不多于8万人），多少消除了下层中产阶级核心人士的不满。

因此比利时没有爆发1848年革命，尽管以实际遭受的苦难而论，比利时（或者不如说佛兰德斯）可能比除爱尔兰之外的西欧地区都要糟。

但是，主义的欧洲，是由1815年的顽固政体所主导，该体制旨在杜绝任何具有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性质的变革，甚至对最温和的反对派，该体制也未留下除了承认现状或进行革命之外的其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