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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章（第2页）

但到这一步，大势已去，行动组再留在河内，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于是，戴笠在表扬了王鲁翘等人的忠勇行动之后，立即下令解散河内刺汪行动组，召陈恭澍、唐英杰回香港，调余乐醒等人径回重庆，除陈邦国、余鉴声等人被河内警方逮捕外，其余人员被分别派往他处。

所有人员接电后立即撤离河内，不得停留。

一切善后事宜交方炳西办理，香港指挥中心也随之撤销。

多年以后，戴笠在总结河内行动的教训时仍然心有不甘地说：&ldo;民国28年3月20日，在越南河内，我们因制裁汪精卫，被当局捕去的两位同志，至今还关在河内。

我们检讨当时的得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汪的副手曾仲鸣。

汪精卫后来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危害国家民族，这实在是我们的遗憾。

当时，应该在达莫桥上把他打死。

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

但当天晚上，我们的同志还勇气甚足，敢于去打，而在法国人统治下的河内，我们能够造成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一幕，也总算难能可贵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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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_4控制孙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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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怀着恐惧不安的心情回到重庆，向蒋介石复命。

出乎戴笠意料之外，蒋并未对这次失利进行深责。

蒋深知汪精卫亦是国民党集团中的顶尖人物，非等闲之辈，以蒋之老练精明，数十年来尚不能制服汪，何况戴笠。

退而论之，戴笠这次能亲率特务，第一次超出国民党政权所能提供保护的范围，孤军深入到别国境内，将汪精卫的副手打死，也属难能可贵。

更为重要的是，从1939年初开始，蒋介石的政治重心已经开始从对外抗日转变到对内反共。

在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ldo;防共、溶共、限共、反共&rdo;的政策，设置了专门的&ldo;防共委员会&rdo;。

会后，蒋介石特别交代戴笠，当前许多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中共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地方武装的领导权，形成了与国民党中央军抗衡的力量。

并告诫戴笠，据有关方面报告，孙殿英的新五军里就钻进了大批共产党人，孙殿英的副军长邢肇棠就是共产党人。

蒋介石说，华北沦陷以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唯一敌后根据地，必须确保能把孙殿英控制在&ldo;中央&rdo;手中，不使这块根据地丢失。

为此，蒋介石指令戴笠以校阅新五军为名，视察华北太行山区的部队，规劝孙殿英反共，清除新五军中的中共组织，对其他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也要照此办理，以确保五届五中全会制订的反共方针能够切实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