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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1页）

但当它一旦在作家创作联想爆发出来，就活生生地闪光地出现了。

它像当初下意识地储存时一样新鲜动人‐‐我以为，这就是作品中的生活。

这也是某些作家，经历并不非凡，而可能写出很多很好的作品的原因之一。

所谓&ldo;生活&rdo;，核心指的是人。

因为生活是人的生活，因人而异。

而作品主要表现对象也是人。

一部作品能否立得住，也就是看作品中的人物是否立得住（我指通常和大部分作品）。

有些作家一生中也不过塑造几个人物而已。

比如梅里美，只有嘉尔曼、高龙巴和塔曼果三个尽人皆知的人物（像《红楼梦》中写了那么多人物已属少见）。

一个作家要经过多么长的时间和反复体验，才逐步清晰、可信、活生生地使一个具有典型和普遍性的人物在他心里形成，并出现在他的笔端。

往往塑造好一个人物，是作家一生的体验的结果。

照过去一些通常的说法：认为作家非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找到什么了不起的素材，写篇东西，就是真正的创作，就是&ldo;深入生活&rdo;，未免缺乏文学常识，这是不是曾经盛行多年&ldo;配合政治任务&rdo;、&ldo;题材决定论&rdo;等说法所致？是不是把文艺与宣传等同起来的观念所致？因为，这种写作是新闻采访的方式，与文学创作大相径庭。

遗憾的是，这些观点仍旧在影响着我们的文学界。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熟悉面（有人称&ldo;敏感区&rdo;）；我不反对作家应当到各地走走，甚至深入下去；但这要看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想法。

往往作家的&ldo;熟悉面&rdo;与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气质相关，硬把作家扯到一个地方去，作家这样创作出来的就会变得概念干巴，艺术特色也就失去。

而作家在生活中所得到的素材，是自然接受的和发现的，并不是死乞白赖寻找到的‐‐可惜这最基本的创作规律往往不为我们的一些好心的同志（特别是文艺领导）所知！

再来扯第二个问题：艺术（即作品）与生活应是怎样的关系？

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ldo;与生活离得近一些&rdo;，另一个是&ldo;与生活距离远一些&rdo;。

主张&ldo;近距&rdo;者，道理是&ldo;生活气息浓&rdo;；主张&ldo;远距&rdo;者，道理是&ldo;作品生命力强&rdo;。

于是就有这两种作品出现：

一种是把生活的东西，无论脏净美丑，不加选择地一股脑地往纸上搬。

另一种，是避开社会现实，弄些镜花水月，异地情调。

我以为这两种说法和做法都比较表面，并不正确。

首先，我们很难说哪部作品万世不衰。

卢梭的《忏悔录》、荷马的《伊利亚特》、塞万提斯的《唐&iddot;吉诃德》乃至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等，至今都失去了当时轰动一时的社会效果。

19世纪以前的作家，包括乔望、菲尔丁、斯威夫特、伏尔泰等等，在中国远不如19世纪后半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更具有吸引力。

谁能保证，当人类可以搬到另一个星球居住时，现代和当代的一些著名作品仍然像现在一样具有魅力？

尤其是当代人‐‐社会对于人较比大自然对于人的影响大得多，人们就更关心社会。

躲避开社会生活的作品，不会引起读者的急渴般的关切，也自然不容易将时代气息与精神鲜明地留在纸上，留给后人。

但并不因此就可以直露地、现象地照搬生活。

距离生活太远，就不会有生活的实感；紧贴着生活，作品也就没有高度。

我一直在想：作品与生活是否应当有点距离？看到一些好作品，的确觉得，这些作品与现实生活似乎隔着一层东西。

但它不是隔开社会，那又隔着什么呢？

我想，应当隔着两种东西：一是哲理；一是艺术。

所谓哲理，即作家既要钻到生活深处感受一切，又要跳出来站在一定的高度上认识它。

找到生活的本质、逻辑、经验，要有独自的见地。

我想，我们经常说的思想性，应当是这些‐‐即要有作者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发现和解释。

否则读者在作品中能得到什么呢？常人之见吗？人人在开会讨论发言时都能讲到和重复到的大道理吗？我们看鲁迅、雨果、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哪个人的作品没有自己对生活、对人生、对社会等方面的独特看法与发现。

当然，作家的见解可能偏颇、片面，而且必然会有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