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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年(顺治七年)冬多尔衮去世,接着顺治帝亲政,又经过一年多的政坛风云,这位15岁的少年天子才真正掌握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
顺治帝主政后,面临着各种尖锐的矛盾。
为此,他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其中一项就是“下诏求言”
。
顺治十年四月十七日(1653年5月13日)的上谕说:“今年三春不雨,入夏亢旱,农民失业,朕甚忧之。
意朕躬有缺失欤?祀享有不诚、诏令有不信、政事有未当欤?抑大小臣工怀偏私,重贿赂,不肯实心为国,旷废职业,以致膏泽不下逮欤?抑当言不言,不当言而言,沽名钓誉,持禄养交,无济于实事欤?抑民间疾苦无所控诉,地方各官不以实上闻欤?著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各抒所见,凡有关朕躬及天下大利大害、应兴应革者,悉心条奏,毋含糊两可,毋借端影射。
若所言合理,切中过失,朕不惮改。”
(《清世祖实录》,卷74)这道上谕,言词不可谓不恳切,期望不可谓不殷迫。
在以后的几年里,类似的上谕还发过好几次。
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共同应对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这应该说是一个很高明的举措。
但是,事实并没有如顺治帝所预期的那样发展。
“下诏求言”
遭到了群臣的冷遇,效果很不理想。
这一点,顺治帝曾多次谈及。
如顺治十四年十月十六日(1657年11月21日),他召集三品以上官员,面谕说:“朕年来屡饰科道各官,据实陈奏,以广言路。
乃不抒诚建议,或报私仇,或受嘱托,或以琐细之事渎陈塞责。
虽巧饰言词,而于国家政治有何裨补?”
(《清世祖实录》,卷112)顺治十七年六月九日(1660年7月15日)又颁旨说:“顷因亢旱为灾,朕省躬引咎,宣谕求言。
原欲大小臣工,于朕躬阙失及关系国计民生利害者,指实陈奏,以图兴革。
近见入告章疏,多摭拾浮泛修饰繁词,开列款数,沽名塞责,不惟无裨治理,反使虚文愈增,稽误正务。
其于朕躬阙失,并内外满汉大小臣工结党循私,贪赃坏法,以及豪右侵渔、商市强霸,一切蠹政害民之事,未见确有指陈,殊负朕省改咨询实意。”
(《清世祖实录》,卷136)此事对这位皇帝影响甚深,可以说是终生未能释怀。
一直到他即将结束其24岁年轻生命的时候,他还在《遗诏》中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话:“人之行事,孰能无过。
在朕日御万几,岂能一无违错,惟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
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朕于斯言大相违背。
以致臣工缄默,不肯尽言,是朕之罪一也。”
(《清世祖实录》,卷144)或者说这份《遗诏》是别人代拟的,不一定代表顺治帝的思想。
但无论如何,把这件事情特意郑重其事地写入《遗诏》,表明顺治皇帝“下诏求言”
的失败,则是确凿无疑的。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作深入的探究,看看“下诏求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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