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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第3页）

的激动和欢欣。

他不无担忧。

他以一个记者的敏感以及对社会现实、国际利益的透彻了解，预感梅汝此行必定艰难。

毕竟，梅汝是一个留学美国，回国后又多年从事教学和法院工作的学者型专家。

回到饭店后，梅汝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想起了一位老朋友在得知自己将执法东京后吟诵出来的诗句：

法界推巨擘，中外早知名。

时也春正月，快哉此一行。

同仇增敌忾，官谳律长城。

我有拳拳意，非君孰与倾？

东京审判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写起诉书。

但撰写起诉书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控诉这些被告犯罪行为的时候，从什么时间算起？国际检查局内部对此发生了严重分歧。

一种意见是：应该将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

另一种意见是：应该将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

中国代表团的提出应以1928年1月1日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

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

国际检查局内部经过郑重的讨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主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控被告的犯罪行为从1928年开始到1945年为止，总共约18年。

用尊严维护尊严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

但是，各位法官在法*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各国法官最为关注的问题。

梅汝也不例外，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坐次在所难免，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力争得到之。”

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卫勃，想使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

卫勃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

但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

微笑着倾听良久的梅汝终于说话道：“个人的坐次，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

这一军“将”

得厉害。

因预定的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

卫勃认定不能开这危险“先例”

，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坐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收敛笑容道：“同意庭长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

众所周知，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

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

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

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坐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