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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第2页）

这位言辞激烈批判大规模数据收集的参议员就是乔&iddot;拜登（joebiden），可后来当他成为美国的副总统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为民主党政府的一员，而他们的做法正是拜登自己曾一度批判的。

问题并非只是说明这些派系政治家都变成毫无原则的伪君子，除了一味追逐权力，并无真正的坚定信念‐‐当然这一点也确凿无疑。

更重要的是，这类言论揭示了人们对政府监控的本质认识。

尽管存在种种不公，当人们认为政府的过分行为碰巧是在值得信任的仁慈之人手中掌控时，就会消除内心的恐惧。

他们认为只有当自己觉得会受到威胁时，监控措施才具有危险性或值得顾忌。

政府一直在说服大家只有个别具体人等才会受到影响，通过这种方法常常可以实现权力的极度扩张。

通过让大家相信，无论对错，只有部分边缘人物才会受到监控锁定，其他人则可以默认甚至是支持这种压迫手段，而不必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也会遭此下场，政府一直都在说服民众对这种暴行熟视无睹。

暂且不去考虑这一立场的明显道德缺陷，好比说，我们容忍种族主义，是因为种族主义只是针对少数民众；或者说，只要我们自己食物供给充足，就不屑于理会饥饿问题。

这些几乎都是基于实用主义而被误导的做法。

正是这些自以为不会受到政府权力滥用影响的人们这种漠视甚至支持的态度始终在放纵政府权力的滥用，才使监控远远超过其最初的适用范围，直到权力滥用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而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这方面的事例数不胜数，不过对《爱国者法案》的利用也许是其中最显著的最新事例。

在&ldo;9&iddot;11&rdo;事件后，国会近乎全票通过了支持大规模加大监控力度和拘留权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即可查明并防止未来的攻击行为。

这其中的隐含假设就是，这些权力将主要被用于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穆斯林‐‐权力的经典扩张方式就是称其只限于特殊人群，仅限于某种具体行为‐‐也是出于这种原因，这一举措才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

可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对《爱国者法案》的运用完全超出了其表面目的。

实际上，自从该法案颁布以来，它就被大量用于与恐怖主义或国家安全毫不相干的案例中。

《纽约杂志》披露在20062009年间，该法案支持的&ldo;偷窥&rdo;授权（即在没有立即告知目标的情况下授权执行搜查令）曾被用于1618起毒品相关案件，122起欺诈案件，而仅有15起案件与恐怖主义有关。

一旦公民默许了新的权力，相信这并不会影响到自己，那么就会实现制度化和合法化，再要反对则毫无可能。

的确，1975年弗兰克&iddot;丘奇所获得的最大经验教训就是大规模监控所能引发的危险程度。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新闻界》栏目中，他这样表示：

&ldo;这种能力可以随时转向针对美国人，若是当真如此，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再有隐私可言，因为一切均可处于监控当中，电话交流、电报往来，无所不包。

普天之下，无处可以藏身。

如果政府再由暴君所掌控……情报机构的技术能力就可以使得政府全面实施专制暴政，而且还绝无反击的可能，因为即便是最为谨小慎微的抵抗组织……都逃不出政府的手心。

这就是这种技术的可怕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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