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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2页）

我和我们栏目组成为央视&ldo;sars直播&rdo;的负责团队，伴随着新闻频道在5月1日的开播，sars直播日日坚持，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一二把手，都通过我们的直播表达了&ldo;抗非典&rdo;的决心和举措。

人们也快速地接受了新闻频道，因为什么样的频道宣传手段，也不如需求来得更直接和更具体，这个时候的公众，在恐慌中更是对透明和快速的信息格外渴求。

正是在这种媒体与受众快速而透明的互动中，人们了解了疫情防范的要点，家家户户打响了防sars的局部战争。

一方面我是主持人，要主持相关节目;另一方面，我是制片人，要保证《时空连线》、《新闻会客厅》与《中国周刊》的播出与推出;同时，还要平抚好同事们的心理。

每天下午四点，直播最新疫情，每天新增百位以上的确诊病例，大家的内心也恐慌，于是后来，我拿个本，让大家分析，看谁的选择最靠近准确的数字，以这种带游戏色彩的方式来缓解大家的紧张感;同时，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天天最早到，一天也没戴过口罩，我要让身边的兄弟姐妹看到一种乐观的信心，虽然回到家里，自己也会担心与忧虑。

2003年5月1日那天晚上，在刚开播的新闻频道里，《新闻会客厅》第一次播出，在我们的办公室，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开播仪式。

我让同事写了四个大字：生于忧患。

是的，没有哪一个栏目没有哪一个频道事先想到会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诞生;然而，街上没有几个人几辆车，恰恰说明人们在家中等待着媒体去做媒体该做好的事情。

越是忧患，越该是媒体成长的时候，而如果在忧患的时候，媒体也沉默，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所以，生于忧患是一种无奈，却也正是媒体的天职。

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自身也是危机四伏，人员流动大，二楼新闻播出区无法停顿哪怕一分钟，再加上我们《东方时空》的一位记者刘洪波已经因感染sars住院治疗，更加让人担心。

如果我们内部疫情发生，如何隔离?播出不许中断，播音区内如何工作?人员尤其播音员们都倒下了，怎么办?

有一天，我碰到新闻中心主任李挺，跟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放心，我已做好了播《新闻联播》的准备。

我们俩都没笑，其实，谁都知道：如果真到了最坏的局面，这种情况不是不会出现。

连续的工作，让我们越来越没有时间恐慌或担心，这时候的媒体，尽管平日里还经常被人骂，现在却被老百姓发自内心地尊重并需要着，而媒体人也真对得起这段日子里难得的环境自由，他们哪儿有需要去哪儿哪儿有新闻去哪儿，虽然危险，却也真正找到了一种作为媒体人的尊严和成就感。

这几乎是sars时期，我找到的唯一可用的照片，还是因栏目开播而留下的，可见，那个时候的人们，并没有拿起相机的心情。

在这张照片上，大家故意戴上口罩，是为了记住那个特殊的出生日：2003年5月1日，而背后的墙上，正是我提出的四个字‐‐生于忧患。

最艰难的时刻就那么十几天，这之后，每天下午四点的直播里，每日新增病例人数开始由百位以上退到百位之内，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点。

慢慢地，恐慌与担心进一步减小，社会及生活的秩序开始慢慢恢复。

sars时刻，一段突如其来噩梦一般的日子，即将走到尾声。

而让人奇怪的是，这sars病毒，如同鬼魅一样，悄无声息地来，制造了一场大乱，而之后在人们的严格防控中，又悄无声息地走，甚至直到走的时候，人们还没太搞清它的底细。

或许，这是一种宿命般地对我们的提醒与警告?

sars之战中，每个人的生活都被一瞬间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