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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这便决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

孩子们推车，我想，要感谢他们的老师，感谢安徒生和诸多美丽童话的构建者，也要感谢他们的父母，这些父母自己有可能已成了不肯推车的大人，但他们心底还会埋藏着一个有关善的梦影，在教育孩子时常常会高于自身的品行。

熙熙攘攘的大街，人类拥挤的河道，生命密集的走廊，一双双稚嫩的小手推动着一群躲在钢板里的表情漠然的大人，这件事实在是一种会让人思虑再三的象征性造型。

人类的童年和成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构?文明的建造和失落，竟是如此快速?我们不能不惶恐，今天欢天喜地地推着车的孩子，会不会过几年也成了不推车的一群?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难道只会教会他们剥除文明?

剥除文明的最后结果，就是容忍邪恶，无视暴虐，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捏和踩踏。

人类历史上一切由人类自己造成的悲剧，大半由此而生。

三

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他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

人们能做的极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

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性的入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

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

当然很吃力，就像那些孩子，推不动还要推，推动那么多漠然者，推动那么大的一个钢壳子，在闹市间缓缓前进。

是示范，也是自救，因为有那么多的理由诱使我们成为不推车的一群。

推了，也就有了一个自我定位，即便今后背弃，也不会像别人那样轻易。

但是，文明的火种会不会在漠然者的心头重新点燃?文明的前提会不会使他们悄然收起振振有词的各自理由?具体说来，我们的一切文化行为会不会在人们心中产生真正的积极反应?这正是我多年来最为苦恼的难题。

去年在哈尔滨，诗人李琦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群文化人游长白山，路遇一位外国少年背着帐篷准备到山上野营，这位已经很劳累的少年手上还挎着一个塑料口袋，边爬山边拾捡着沿路的废纸、果皮、空罐。

他腼腆地告诉那些文化人，从小在书本中就知道了长白山，这是他梦中的山，当然要把它收拾干净。

他离开文化人独自继续爬山，捡垃圾去了，文化人上了大客车，但大家都长久地沉默着。

过了很久，气氛才重新放松起来，其中有一位随手把一块果皮丢向窗外，车上的其他人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齐声喝道：&ldo;你还是人吗?!&rdo;

这个在长白山上踽踽独行的外国少年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晃动。

我终于明白，一切有志于传播文明的人至多也就是这个孩子，孤独地爬山，默默地拾捡，既没有表演意识也没有抱怨情绪，只是暂时性地清理了一条路，干净一座山。

明天也许还会被弄脏，但今天还要拾捡。

什么时候被几个有心人看到，引发起有关&ldo;你还是人吗&rdo;的人本主义的思考，这真是可以满足了。

四

然而，我们终究已经不是孩子。

从生理年龄和文化年龄来说都是如此。

我们的文化年龄和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相依相融。

称为文明古国，至少说明在我们国家文明和蒙昧、野蛮的交战由来已久。

交战的双方倒下前最终都面对后代，因此我们身上密藏着它们的无数遗嘱。

我们是一场漫长交战的遗留物，我们一生下来就不是孩子，真的。

我们要推车，双手经络不畅;我们要爬山，两腿踉跄蹒跚。

我们有权利在古战场的废墟上寻找和选择，却不能冒充一个天外来客般的无邪赤子，伪造出一种什么也不必承担的轻松和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