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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2页）

在我家附近就有这么个军队大院，大楼特气派，据说用料是修大会堂剩下的。

那里住的孩子一般都穿四个兜的军便服，把我们住的排子房叫鸽子窝，很少和我们交往，打群架应该是我们唯一的交流方式了。

我家住的排子房规模相当大，方圆有几百米，人口密度更是高得出奇，少说也有几千户人家。

住在排子房里的大多是附近小工厂的工人、建筑公司的壮工，职业最好的是第一排住的几家小学老师。

老师家平时不太和我们走动，只有收水电费的时候才打招呼，其他老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大家最瞧不起任人不理的张老师，他自己傲得像只猴，可儿子是傻子，大鼻涕总在腮帮子上挂着，忒儿搂起来跟抻面似的特别恶心，我们都管他叫豆子。

其实傻人也有傻人的妙处，豆子人虽傻，可做起事来却非常执着，有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狠劲儿。

有一次我上学时看见他蹲在家门口洗衣服，拽着衣裳领子玩命地搓。

可放学回来人家还没洗完呢，最可笑的是那个衣领子已经搓出窟窿来了。

小时候我们变着法地叫豆子为我们干活儿，什么洗袜子、跑腿儿、买东西、给二头家的狗望风（那阵子流行打狗队），这傻家伙兢兢业业，比劳模自觉多了。

有一次玻璃球滚到臭水沟里去了，我们便找豆子来摸，他脱鞋就下去摸，结果一口气摸上来三个球，其实我们只丢了一个。

狼骚儿家就在前排，他爸爸是锅炉工，鼻子边总有一道黑印。

每到冬天他爸爸就会用自行车往家里驮烟煤块儿，街坊们没煤了就会到他们家去搬。

单位的烟煤没掺土，蓝火苗半尺高，烧的时间还特别长。

为这事我的父辈们没少和煤厂工作的街坊们拌嘴，他们说掺土是国家规定，要不蜂窝煤做不出来。

大人们可不管那一套，有几个聪明便放出风来，五分钱收购一大块烟煤，于是到煤场去偷煤成了胡同孩子们冬天的一项游戏。

本来我和狼骚儿并不是很熟，但上学后我们在一个班，街里街坊的不久便混得很瓷了。

狼骚儿除了尿炕外也没别的大毛病，这小子鬼点子挺多，放屁都带调儿。

二头家比较远，与我们那趟街足足隔了四五排房子。

我爸爸说他们家根儿上可能跟水泊梁山有点儿关系，几乎每代人都会被判上一、两个。

二头的父亲倒是个老实人，见了人不笑不说话，可他弟弟大竿儿却是我们这一带最出名的痞子。

据说他的成名作是在沙子口和丰台铁路局宿舍的一伙子弟约架，大竿儿挨了三管儿叉还在浴血奋战，对头被他的声势吓晕，当时就认栽了。

那回大竿儿身上缝了三十多针，人家根本不稀罕到医院去拆线，几天后自己拿着把剪子就把线头剪了。

后来他夏天光着膀子在街上走，我们都以为这家伙养了条蜈蚣呢。

二头是老二，家里还有一兄一妹，爹亲叔大，三个孩子的性格都随了大竿儿，没一个踏实的。

他哥哥大头四岁时就拿煤球把同伴的脑袋打漏了，妹妹卫宁虽然长得文静，可说起话来像喝了镪水，二头本人就更别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