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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2页）

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ldo;贱商&rdo;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

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ldo;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rdo;。

30他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ldo;以商止战&rdo;，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

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ldo;三斧头&rdo;：一是&ldo;以农为本&rdo;，二是&ldo;轻徭薄赋&rdo;，三是&ldo;克己仁义&rdo;。

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ldo;谋杀&rdo;的改革家。

第二讲　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春秋到孔子之后，重建统一的呼声便越来越强，孟子渴望天下&ldo;定于一&rdo;，荀子期盼&ldo;法后王而一制度&rdo;，连最消极的庄子也抱怨&ldo;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rdo;。

在此共识之下，各国变法均以强国兼并为目标，其中最成功者，便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如果说，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试验，那么，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

经历这两场变法之后，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便基本定型。

与自信、圆滑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一种类型的天才，他们如同左右两极，处于历代经济变革的两端，后世变革，无非如钟摆一般在两者之间摇荡，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

在两千多年的国史上，商鞅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其后，王安石和陈云则分别是农耕时代和工业化时代的典范型执行者。

与变革之初的齐国一样，秦国也是个偏远的小国，它立国比齐国还晚，秦人始祖是一个游牧及狩猎的民族，被中原诸国蔑称为&ldo;秦夷&rdo;。

所不同的是，齐国在东面滨海的黄河下游，秦国在西北高地的黄河中上游，前者盐铁资源丰富，工商传统悠久，后者地贫民淳，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优势可言。

所以，它们的改革，一个是&ldo;蓝色&rdo;的、开放的，一个是&ldo;黑色&rdo;的、封闭的。

秦国开始变法时，主政的秦孝公年方二十二岁，操盘的商鞅刚刚三十岁，正是百无禁忌的年龄，所以，他们的强国之术非常强悍和血腥，第一要义是打仗，这是检验变法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它既是，也是终点，并且循环往复、不应该停止。

商鞅说：&ldo;国家贫穷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东西输送到敌人那里，没有像文士、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一定会强大。

国家富足而不发动战争，就会懒惰懈怠，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一定会羸弱下去。

&rdo;31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是为&ldo;霸道&rdo;。

这场变法历时二十三年，分三个阶段，分别是&ldo;农耕&rdo;、&ldo;军战&rdo;和&ldo;中央集权&rdo;，层层递进，体系严密，其最终的结果是把秦国变成了一个纪律严明、高效好斗的战争机器。

以农立国：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

商鞅变法的第一阶段花了三年时间，把秦国改造成了一个百分百的农业国。

商鞅颁布的第一条变革法令叫《垦令》，其主题只有一个：把全国人民都变成农民。

商鞅认为，治国之要就是让民众&ldo;归心于农&rdo;，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风就朴实而纯正，国力就可强大，他把所有不愿意从事农业的人统统归类为&ldo;恶农、慢惰、倍欲之民&rdo;。

在《垦令》中，有二十种具体的办法鼓励及资助农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