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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第2页）

无论在当时臣工奏章，还是后人史论中，缺饷、逋欠、灾减之类字眼，随处可见。

这些，都突出了一个&ldo;无&rdo;，令人们注意力容易放在所谓&ldo;困难&rdo;上，进而把原因归之于动乱、战争、天灾等&ldo;客观因素&rdo;或&ldo;不可抗力&rdo;。

其实，明末财政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此，比所谓&ldo;困难&rdo;更严重的，是&ldo;乱&rdo;。

它比较隐蔽，内在于体制之中，缺乏透明性，极易被所谓&ldo;困难&rdo;所掩盖。

战争消耗多少、一年赋税欠收多少、天灾造成粮食减产多少，这些数字可以统计出来，明明白白摆在那儿。

但是，有多少钱因制度之故暗中化于无形，不单普通民众不知道，甚至连政权及其官僚系统本身往往也不清楚。

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甲申五月二十六日，御史米寿图疏论&ldo;清核钱粮&rdo;。

他说：军兴以来，民间搜括已尽，库藏空虚已极，今加派已荷新谕蠲免，而朝廷之有仍还之朝廷。

如先帝发造舡银两，果否造舡若干？费银若干？余银若干？如发兴屯银两，今屯未兴而原银化为乌有。

若置之不问，亦可惜矣。

诸如此类者，当察明清理，为兵饷之用……今后不论是何衙门，有一官便有一官职掌，不得坐耗储糈，见害则避，见利则趋，须改弦易辙，实心为国雪耻复仇，以尽臣职。

[136]

他提出的问题非常值得注意：许多钱下落不明且不被追究，成为无头账。

从他的叙述，我们发现两点：第一，不是贪污造成（虽然可能存在贪污），而是制度混乱所致，疏漏百出，支取、投放之后并不随以严格的审计；第二，这里只举了军队造船、屯田用银两个例子，但推而可知必不限于此‐‐制度相同，既然此处稀松，他处也绝无严谨周到的道理。

还有一种情形。

例如乙酉年二月二十二日，御史郑瑜纠朱大典先前任漕抚时&ldo;侵赃百万&rdo;。

圣旨批答：&ldo;朱大典创立军营，所养士马岂容枵腹？岁饷几何？不必妄计。

&rdo;[137]郑瑜所纠固然有不属实的可能（不负责任或出于派系的纠弹并不少见），但圣旨的批答也实在糊涂得紧。

糊涂之一，仅凭推测、未经核实，即假定那笔钱用于军饷开支；糊涂之二，就算用于军饷，漕银是漕银，军饷是军饷，两笔款子应按规程各自收发，岂能随意混淆、处置？这都显示制度本身太过苟且。

现象显现于财政，但根子在别处。

如果朝廷能够认识到手中钱一毫一厘都来自百姓‐‐像本文开始所说‐‐国家的作用不过是汇聚民力、代为管理并使之用于国家共同利益，它还会这样玩忽人民钱物吗？问题就在于朝廷把人民的钱，看成了自己的钱，怎么用都是它的自由，糟蹋掉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