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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章（第4页）

。

袁枚晚年仍与歌郎、妾童往来密切，自称“不肯离花过一霄”

。

例如，他与桂官的关系就可反映一斑，袁枚在一首几乎全部是用同性恋故事中的典故、词语写的名为《同佳郎寻春仪征，泊舟燕子矶有怀四首》的诗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小字桂枝仙，钱王剧可怜。

肯歌周史曲，同泛鄂君船;挽手胜扶杖，吹萧屡拍肩，妙莲花不染，恰是并头眠”

。

再有，做过县令的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郑板桥，亦性喜南风，“素有余桃癖，。

例如，据说某一日，郑板桥在县衙听事，“见阶下一小皂隶执板遥立，戴红牙帽，面白衣黑，颇觉动人，遂见妥篓。

有友戏问曰:‘侮人者恒受侮于人，使其反噬之，谋倒戈而相向焉，何用御之?’郑曰:‘斯受之耳，亦未必其血流漂柞也’。”

他还说过:“酷嗜山水，又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弄儿之戏。

然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耳”

。

在“喜南风”

、“同性恋”

这一点上，他与袁枚的嗜好是共同的。

蒋敦复在《椭园轶事》说:他们在“余桃断袖中，自无不可引为知己”

;“板桥尝欲改律文答臀为答背，闻者皆笑之。

先生（袁枚—笔者注）语人曰:‘郑大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

然其所以爱护全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

’。

这些事例反映出乾隆时期官宦、士人阶层押优蓄童已非常普遍，并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而且一般人们也都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认为“押优蓄童”

如同自己的妻妾一样，无须大惊小怪。

例如，当时著名学者赵翼就认为歌郎、优伶的作用不亚于女性的“贤内助”

，他曾作诗曰:“从此鸡鸣内助功，不属中闺属外舍”

。

纪晓岚也对这种现象不以为然，认为此乃“发乎□之自然”

。

因此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载了不少人（甚至还有鬼狐加人）同性恋的故事。

此外，与《阅微草堂笔记》一样，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小说、笔记（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中，也都不同程度有同性恋情节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