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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第2页）

，康熙朱批曰：“此折论船极当”

。

[9]张伯行船制改革的建议，实出于“营船与民船并无分别”

的现实。

这一现实使战船伪装成民船成为可能。

此外，张伯行强烈要求“渔船出洋时，不许装载米、酒”

，再次印证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张伯行还曾经具疏指出，“张元隆伙贼甚多，将苏州米粮买去”

[10]，可知张元隆与贩卖稻米出洋直接相关。

于是，尽管史料证据还不充分，但我们可以大体推断出“张元隆案”

（即“大海商风波”

的缘起）的轮廓：张元隆的海上生意越做越大，甚至大量私贩米谷。

而其旗下船只可能不敷使用，于是行贿噶礼，借用战船伪装成民船运米。

同时，张伯行还发现“有船有人有票而船册无名种种，弊端不一，于是乃知张元隆代领照票，不止华亭一邑也”

[11]。

这使张伯行对张元隆的怀疑进一步加深。

他心目中的张元隆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经营大宗稻米走私的大海商，与海贼郑尽心无异。

同时他认为，噶礼涉嫌受贿和包庇纵容海上集团的走私活动，按律应当严惩。

由于康熙朝部分奏折的散失，张伯行将张元隆案以及噶礼涉嫌受贿和包庇一事密奏康熙的具体时间已无从查清，但在督抚互参案过程中，噶礼曾经辩白道：“前冬（张伯行）泊船上海，阻臣出洋，恨臣不从，迁怒船埠张元隆，陷以通贼，牵连监毙。”

[12]由此可以推断出张伯行可能应在康熙四十九年年底已将此事密奏皇帝。

张伯行密奏张元隆出洋贩米之事，参劾噶礼受贿、包庇，把“大海商风波”

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

由于张伯行密奏之折的散佚，使我们无从知晓康熙的最初反应。

但是很显然，康熙五十一年的江南盗匪案、江南科场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和督抚互参案事关朝廷体面与政局稳定，影响太大，使康熙无暇顾及江浙沿海的稻米走私与海上集团。

恐怕在整个康熙五十一年里张元隆只不过是康熙眼中的一个海贼而已。

张伯行见康熙并未重视“张元隆案”

，便继续自己调查。

康熙五十年，张伯行开始在全省密拏张元隆。

张元隆属下船主余元亨等人因照票不符，俱被盘获，供出“照票亦系张元隆代领给付”

[13]。

于是，他“饬令署上海县事，常州府通判周葑提究元隆”

，然周葑详查后称：张元隆已于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死。

[14]已经在押的海贼郑尽心又声称自己不认识张元隆，这使“张元隆案”

几乎成了死案。

然而，张伯行不甘心就此完结，他发现“该县以收管之人不先报病，身故之后又不验明具结”

，于是对张元隆的死讯顿起疑意，并下手令搜捕张元隆洋行的各船船主。

不久，“上海县民顾协一起诉张令涛占据房屋，谓其旧有噶礼幕客，今匿（江苏布政使）牟钦元署中，有水寨数处，窝藏海贼”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