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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第2页）

（《康熙大帝》285页）

至此，民族矛盾被阎崇年先生突出到前所未有的位置，又通过“百家讲坛”

这样的强势传媒，传播了一种新的历史观——为行文方便，本文暂且将之命名为“民族矛盾史观”

。

当然，这种理论的最终命名权，还应属于阎先生本人。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历史学界形成“唯物史观”

、“唯心史观”

、“地缘历史观”

等诸多学派。

但无论哪一家学派，都要被历史的前进方向所验证。

在中国，书写“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曾明确提出：史家治史之目的是“述往事，思来者”

，“通古今之变”

。

可见，每一种新的历史观，既要能解释历史，更要能印证于当代，预见于未来。

按照学术规范，如果将阎崇年先生的“民族矛盾史观”

，印证于中国社会的当代，并预见中国社会的未来，会产生怎样的答案呢？难道今天的中国历史，仍然是以“民族矛盾”

为核心吗？难道中华民族的未来，还要在“民族问题”

上“折腾来、折腾去”

，用民族之间的血腥暴力来推动历史发展吗？

这种疑问，引起了我对阎先生“民族矛盾史观”

的担忧。

如果阎先生只将“民族矛盾史观”

这种标新领异的观点作为一家之言，在个人书斋中玩味，或与一二学者同道探讨，负面效应还甚微；而一旦将其推向大众，就要考量“精神产品”

的社会效果了。

更何况，这种推出不是透过一般的传播渠道，而是借助当下最强大的电视传媒——全国收视第一的中央电视台和无数大众媒体的强势传播，放大升级、猛火爆炒，仿佛烈焰逼人的大火球，使中国大众都被阎先生的“民族矛盾史观”

搅动，不自觉地把文化焦点聚焦到民族问题上来。

浏览网络可见，当前无论“挺阎派”

还是“倒阎派”

，公众情绪已经完全被阎先生引导到民族争端上，有网络评论直言：“大家如果把所有跟贴都看一遍，第一个会想到什么？我是看到了严重的思想对立和民族对立。”

更有情绪化的网评，以“满族遗老”

，“大汉族主义”

，“新”

等言辞互相辩争，唇枪舌剑风起云涌。

其现象是，人人都在说民族，人人都在讨论民族争端；其结果是，原本波平浪静的民族话题，被阎崇年先生和百家讲坛曝光到公众热议的风口浪尖，民族问题也就成了公众性的文化事件。

从个人来看，阎先生是成功了，不仅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一场民族争端的大众论战，而且使私人性的“民族矛盾史观”

放大到公众话语空间，甚至远播海内外，爆炒到如火如荼的程度。

但是，从中国文化的全局来看，这种民族争议的爆热，难道不值得担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