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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2页）

蒙古式的程序不仅提高了执法的效率，而且也符合蒙古的基本方针政策：所有人民‐‐不仅是受教育的精英阶层，都将知法，而且能以法律来行事。

对蒙古人来说，法律更是一种化解矛盾、加强统一和保持安定的手段，而不只是判定罪行或实施惩罚的工具。

蒙古人没有用古典诗歌和书法艺术来教育官员，他们注重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官员的实际行政能力。

对于从媒人、商人到医生、律师的各行各业，他们都设置了最低的学问标准。

蒙古人在每个地区的政策似乎都是一样的。

它们确保有广泛的个体人员能从事这些行业，并在服务中得到好处，同时，这些政策也力图规范和提升行业的水平。

以这么少的蒙古人要统治中国境内这么多的人，忽必烈汗好像不得不接受通过传统官僚选拔制度‐‐它需要一个学习和考试的漫长过程‐‐而组成的政府，但是实际上他拒绝了。

他没有让古老的制度永久保存下去，而是废除了考试，为了能有助于行政管理，他把目光转向大量的外国人，特别是当时他可以随时调遣的穆斯林，当然还有欧洲人，如马可&iddot;波罗。

忽必烈的祖父发现，受教育的穆斯林行政官员非常精通&ldo;法律和城市税收&rdo;，像祖父一样，忽必烈从弟弟治下的波斯引进了大量的穆斯林。

他一再要求教皇和欧洲的国王们派一些学者和有知识的人过来，但却没有得到回应。

然而，忽必烈也注意到防止对个别民族或种族集团的过分依赖，于是他倾向于使不同人们之间互相制约，他经常将汉人和外族人混合起来组成一套行政班子，其中包括西藏人、亚美尼亚人、契丹人、阿拉伯人、塔吉克人、畏兀儿人、唐兀惕人（西夏党项人）、突厥人、波斯人和欧洲人。

蒙古人在每个部门中规定了种族的名额，主要是三部分人：中国北方人、中国南方人和外国人，这样，每位官员的周围都有不同文化或信仰的同事。

就像成吉思汗基于才能和功绩、而不是出身，能从社会的最低层到最高领导层中去选拔人才那样，忽必烈的政府部门也经常从最低级的职业如厨师、看门人、抄写员和译员之中搜罗人才。

低层人员得到提升，进入新的部门，这增强了他们对蒙古最高统治者的依赖和忠诚，削弱了他们与被统治人民的联系。

管理地方的官吏没有固定的官阶级别，忽必烈汗强化了成吉思汗的决策体制，即通过大型集会和政务会及经常性商议作出决定。

不管其可能性如何，也不管其水平怎样，蒙古人用模仿草原小型忽里台会议的政务会取代了官僚机构。

地方政务会天天召开，任何新措施必须至少有两名官员的同意盖印才能通过。

政务会必须讨论焦点问题并达成多数一致；所有决议都要由集体决定，而不是一个官员说了算。

按照传统中国的标准，只要由一位官员决策而人民遵照之就行了，相比之下，蒙古人的制度显得毫无效率和不切实际，它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蒙古人还以各种方式提高了其他小型公务会的利用率。

对医疗服务不满的病人，可以从由医疗界代表和非医疗界的官员代表组成的公务会上得到赔偿；包括从军人到音乐家的各个行业，纷纷成立类似的组织，用以解决各种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