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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司法千年痼疾（第2页）

毕竟，那个时代，还没有犯罪心理学一说。

对口供的病态追求，本意是保护被告者的权益。

法律对口供的强制要求，是对审判者绝对裁量权力的唯一一道防线。

但是，机械的规定必然影响工作效率，因此，古代立法者亦对经审讯后得不到口供的情况做出了规定。

唐宋以后的法典中都规定，在无法得到被告人供认的情况下，可以“据众证定罪”

。

“众”

表示三人以上，也就是说需要凑足三个以上的证人，并且众口一词的指认被告人，才能将其定罪论刑。

在大多数连一个证人都不可能存在的案件中，要执行这一规定，这无疑是极其困难的。

《清史稿》中就不无无奈地提道：“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律虽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文，然非共犯有逃亡，并罪在军、流以下，不轻用也。”

意思是法律虽然有“众证明白”

的规定，但一般没有被告人的口供，要想定罪是极为困难的。

诚如斯言，在法律明文规定无言证不得定罪的情况下，如果被告不认罪又没有足够的证人，莫说使无辜者蒙冤，就是要将真凶绳之以法也是极为困难的。

然而，没有任何难题难得倒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古代的司法工作者自有他们的制胜法宝，那就是刑讯。

对口供的病态追求

阴魂不散的刑讯逼供

法庭审判不是有奖竞猜，面临牢底坐穿的风险，没有谁会主动认领指控的罪名。

因此古代法律允许下的刑讯逼供，就成了当时司法工作者主要且唯一的侦缉方法。

从现存资料看，中国刑讯史最早起源于西周，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系统的关于刑讯的法律规定。

《秦律·封诊式》记载的秦代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告人拒绝供认，经过语言恐吓后仍不认罪的，即可动手上刑，但刑讯手段必须记录进庭审笔录。

到唐代以后，对刑讯逼供有了更详尽的规定，不止更加严格的限制了刑讯的、次数方式、条件，而且规定了不适用刑讯的人群。

至宋代则更为完善，甚至明确的规定了因刑讯导致嫌犯伤亡，司法人员需承担刑事责任。

然而封建专制政府不以法制为要务，每每以震慑社会为目的而大兴狱讼，使法典的规定往往沦为一纸空文，对刑讯幅度的规定就更是形同虚设。

如汉代司法人员刑讯时，动辄抽打数千次，常常把被告者打得不成人形，如此酷刑就是超人也难以承受，何况无辜良民？广泛存在的非法刑讯也成了中国古代司法史上的第一大顽疾。

合法刑讯的手段一般为用竹条抽打臀部，如《唐律》中就对刑具和抽打部位有严格规定。

尽管如此，可历史上各种稀奇古怪的刑讯手段还是屡见不鲜。

《魏书·刑法志》记载了北魏年间的情况，当时的州县普遍对被告人使用大枷卡脖子的做法，另外又加以大石吊坠于被告颈上，或者干脆让狱卒上阵暴打，因此造成大批冤案。

而与之对峙的南朝也毫不落下风，先有断食逼供的“测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