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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章 新律质疑（第2页）

帝大悦，并遣于殿廷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诏狱，专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则案以重抵，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原。

远又能附杨素，每于途中接候，而以囚名白之，皆随素所为轻重。

其临终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

由上述史实可知，杨坚晚年法制败坏的局面确实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

因此《隋书》魏征等人将《大业律》的颁行归因于“补偏救弊”

，这种见解应是合情合理的。

相对于前面的两种观点，“补偏救弊”

说我个人也觉得是三种观点中最为持正的，而且也是三种观点中带有感**彩最弱的。

但是这种观点还是忽略了杨广施仁政、宽刑罚的“大业”

政治理念，如果“补偏救弊”

的现实需要是《大业律》制定的缘起，如果杨广编订《大业律》的原因只是杨坚晚年“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

而已，那么杨广只需拨乱反正，恢复不错的《开皇律》在国家管理中的应有地位即可，没必要再去制定一部新律。

由此看来，“补偏救弊”

只是《大业律》制定缘起的一个方面，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个因素就是杨广本人的施政理念和政治梦想。

这从杨广在大业元年春正月戊申和大业元年春三月戊申发布的诏书（前文有）就可以了解到杨广是希望自己的帝国在自己的统治下是行宽政、施薄罚的政治理念，从这些诏书中也知晓杨广早在即位之初即确立了行宽政、施薄罚的治国梦想。

作为一个有着成就圣王之业梦想的杨广，因时定制、宽缓刑罚的立法思想在《大业律》的整个条文中得到了体现，实现了自己行宽政、施薄罚的政治梦想。

不管后世怎么质疑，杨广一步一步的为自己伟大的梦想在努力。

大业三年（607）五月，杨广征调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

此可谓在修建洛阳新城时掘长堑之后，杨广下令修筑的第二项国防工程。

据《隋书?地理志》，黄河参与劳役的估计有恒山、赵、信都、武安、博陵、魏、汲、襄国、雁门、武阳、河间、平原、清河、离石等十几个郡的人，按照记载当时各郡合计190余万户，若平均每两户抽1丁，参加劳役的人就在100万人左右，费时大约在3个月。

驰道的开辟有利于杨广巡视天下大队人马的通过，但是更大的作用是有利于战事调兵北上应对来自突厥的隐患，这与秦始皇当初大力修开到北方边境的驰道的目的是一样的。

另外，在晋东南加上前述穿越太行山通河内的90里直道，及洛阳与长安之间开栅道，以及修大运河时在运河岸边筑御道，还有受杨广之令启民可汗所修西起榆林、北至突厥牙帐，东达于蓟（今北京市西南）的3000里御道，杨广在修筑道路方面的工程量也是很大的。

结合大运河工程，其总体思想是搞网状分布天下的交通线，在适应幵凿运河的东南地区幵运河，在不宜开河的西北地区则开驰道，交通四通八达，畅通无阻，以适应国家统一后的形势。

而且

这些工程都是同步进行、可以认为是杨广“大业梦”

规划中的统一举措。

大业三年（607）六月杨广的车驾北巡，越过长城，停驻榆林郡。

因随行人员太多，车队对路过的当地有着很大影响，为此杨广特地下诏“敕百司不得践暴禾稼，其有须开为路者，有司计地所收，即以近仓酬赐，务从优厚”

。

因杨广有计划“顺访”

突厥后再去涿郡，所以杨广车驾到达驻榆林郡前，**的启民可汗阿史那染干就派儿子阿史那拓到赤岸泽（今陕西大荔境内）觐见。

十天后，再派侄子阿史那吡犁觐见。

又过5天，阿史那染干派使者觐见，甚至请求准许自己进入隋境长城内接驾，杨广虽然拒绝了他这一请求，但是杨广还是派突厥的老朋友武卫将军长孙晟先去宣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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