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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庇尔 法国大革命的殉道者（第2页）

，一直以来他就是恐怖的反对者。

罗伯斯庇尔没有参加巴黎人民第二次及第三次武装起义，没有参与“九月屠杀”

，尽管人们都认为在这几次实践中他扮演的是鼓动者的角色，是他在积极激起人民心中的愤怒，是他在唆使人民犯罪。

但是在1792年9月2日的“九月屠杀”

中丹东是司法部长；吉伦特派的重要人物罗兰表示对此事的遗憾但又认为是无能为力的。

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无行政职务的人，他无力阻止群众的自发行动，除了表示遗憾还能做些什么？罗伯斯庇尔在群众中所谓的“煽动性宣传”

，只是为了让群众知道事实的真相，只是尽一个议会代表对选民负责的义务，他无法控制如此众多的群众的思维。

罗伯斯庇尔没有违法他一贯的法制主张，在这次行动中人民针对的对象是封建的反动势力，他们正是危害社会公共规范的人应该受到制裁，虽然罗伯斯庇尔无法使他们在法庭得到法的制裁，不过人民执行了这一权利表现的是公共意志。

罗伯斯庇尔之所以避免卷入此事，主要是血腥的行为毕竟是不人道的，他当时还没有勇气去面对。

但这一次使已经深知群众力量的罗伯斯庇尔对人民的力量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他感到了人民力量中的危险因素，他应该把这中危险转移到反动势力的身上。

而罗伯斯庇尔对两次人民武装起义的漠视，主要是担心内部的斗争会削弱同盟的力量和加速同盟的分化，且他也不希望将法国一次次推进鲜血之中。

然而如此一个亲善的人却由于外界的重压而被迫走上恐怖道路的。

当1792年8月开始执政的吉伦特派虽然竭力推行稳定法国的的措施，他们积极对反法同盟作战但没有对外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对内企图继续打击保皇党势力并推行斐扬派的土地改革政策，但是拒绝人民要求最高限价的呼声而力图维持自由经济政策，但一系列措施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法国依旧在贫困和外敌入侵之中。

吉伦特派无力挽救社会危机，人民只能再去寻求一个统治者，于是激进的雅各宾派被推到了法国革命的最前沿。

雅各宾派执政时情况是极为危机的。

由于王党分子和吉伦特派的都希望夺回失去的政权而导致全法国的83个郡有60个发生了叛乱，尤其是旺代的王党分子挑唆当地的农民进行的起义一直得不到控制；不甘失败的反法同盟一面继续支持流亡得法国王党分子一面又攻入法国境内，英国则在海上对法国进行了封锁；同时法国国内的经济状况极为恶化，失业人员激增，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极为匮乏，物价飞涨，纸币不断贬值，人民为了迫使当局实行最高限价不断进行武装示威，激进的忿激派、巴黎公社以及内部的埃贝尔派都要求雅各宾派实行恐怖统治。

以罗伯斯庇尔、丹东为首的雅各宾派领袖们认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恐怖的统治政策，那么法国革命的胜利果实必将失去，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必将失去，吉伦特派和斐扬派的的政策都暂时无法满足革命形势的需求，那么在非常时期就只能采取非常的手段。

不是雅各宾派选择恐怖，而是恐怖选择了雅各宾派！

三、罗伯斯庇尔与危急中的法国

恐怖统治包含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即政治上的的恐怖政策和经济上的“统制经济”

。

罗伯斯庇尔作为一个中下层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深知自由经济对于资产者、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他反对的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

但是因为“祖国在危急中”

，雅各宾派领导人清醒的认识到只有尽可能的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尽可能的满足人民的限价要求，才能对内镇压封建反革命，对外打败反法同盟，否则当封建势力反攻倒算时很多资产者将一无所有。

至于政治上的恐怖是以革命的恐怖对付反革命的恐怖，这在当时反革命气焰嚣张的时候完全是必要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宣判自己的死亡。

正是因为罗伯斯庇尔和丹东清楚恐怖是形势所逼的暂时行为，所以他们才敢大胆的同意恐怖的开始，一旦形势好转恐怖就会停止，因为恐怖的目的在于恢复秩序和营造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并实现《人权宣言》中的承诺。

他们对于恐怖唯一要做的是控制恐怖的发展，使恐怖不要超过资产阶级的控制范围。

例如，1793年9月人民的起义迫使雅各宾派实行全面恐怖后不久，代表下层人民的忿激派领导人雅克·;卢就因为提出了过分激进的主张被罗伯斯庇尔扔进了监狱，同时忿激派也被镇压。

1793年9月15日法令重申了谷物和面粉的最高限价，9月29日法令又规定了对各种生活必需品的“普遍最高限价”

以及工资的最高限价。

但救国委员会只是迫于需要才推行统制经济的。

资产阶级对于限制经济自由的国营化充满了敌意。

统制经济对救国委员会来说只能是一种保卫国家和革命的权宜之计。

3

同年9月17日颁布了《惩治嫌疑犯条例》，这成为了恐怖政策的代表性法令。

此法令的颁布的确使反革命分子心惊胆战，但内容含糊不清使人在理解和执行中容易出现偏差，打击面不仅限于嫌疑犯而且包括可能是嫌疑犯的人，法令中不仅打击反革命分子而且还要牵连家属，加上形势危急处理难免草率难免会出现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