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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末的教会一点摘抄（第1页）

列维斯特劳斯说：“通常，人们把旅行视为空间的转换。

这种观念有欠充

足。

旅行不但在空间进行，同时也是时间与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

??旅行不

仅仅把我们带往远处，还使我们在社会地位方面上升一些或者是降低一些。

“

人们对陌生人所带来的不同于本地的文化、习惯乃至穿着打扮和方言土语都会表

现出好奇或者兴趣。

“一种文明的结束，即是另外一种文明的开始。”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由于种族和文化的差异，许多中国民众把传教士视为妖魔。

传教士在中国经历着无数的坎坷与艰辛，忍受着种族歧视、心理歧视以及更难以忍受的生理歧视，当然这些歧视他们也毫不客气地加在中国人身上。

在这个异邦的土地上，他们小心翼翼，时时刻刻要警惕牛命的危险：

1883年，安治泰在曹州被殴打、抢劫，差点丢掉性命。

14年后他的同僚薛田资在巨野目睹了一场血案，薛田资的另外两位好友兼同事代替他死在这场缘由不明的暴乱中。

接下来的一年，薛又在日照度过了胆战心惊、饱受折磨的三天：他被一个来历不明的“组织’’囚禁，衣不蔽体，还遭受毒打，幸运的是这些人显然没有夺取他性命的意图。

1但顽强的传教士们依旧雄心勃勃地想使更多中国人沐浴在上帝的光芒之中，为此，他们寻找和使用一切可能争取到教民的手段。

他们的到来又给了中国社会结构产生变动的契机，使中国产生了一个新的天主教社群。

更为关键的是，19世纪末，在多灾多难的苏鲁边界地区，在这样一个崇尚武力的地区，天主教的传教士很不幸地造就了一批处于社群边缘的教徒，这些教徒中有很大一部分寻求的不是上帝的精神，而是上帝带给他们的权力。

1875年，圣言会的创建者之一安治泰以及另一名传教士福若瑟来到中国，在山东展开了争取教徒数量的战争。

经过一番努力，山东南部代牧区的信徒数量由最初的5人发展到1899年的15252人。

单从数量上看，传教士是比较成功的。

即使是这种浮在表面的成功，也暗含着无比“心酸”

的努力。

《韩理神父的一生》中有一章内容记述了韩理神父一天的活动：早上很早起床，夏天四点钟，冬天六点钟。

有时候钟表不能正常工作，以致经常在午夜就起床。

吃着简单的食物，还要忍饥挨饿。

早餐后接见四面八方来的教徒，听询他们的要求，有的时候要接见20多个人。

照顾教区的儿童、安慰新入教者，晚间照例是严格的清修。

尽管他们如此努力，在初到山东南部的时候，收获却不尽如意：他们甚至不能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寻找一块微小的建立教堂的土地，争取教民的工作也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