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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洪武十九年大诰（第5页）

缉捕的衙役随后赶来，赵真将潘富暗地里递送到千乘乡的一座寺庙里。

庙里的和尚们纠集两百余人，反将缉捕潘富的差役们团团包围，直至杀伤人命才散去……

此事越闹越大，最后不得不再次上报到朱元璋那里。

朱元璋下令，将赵真及其同伙的两百余户人家的家产全部抄没，凡参与围攻差役者，一律诛戮；沿途藏匿潘富、助其逃跑的一百零七户人家，全部枭首示众，家产一同抄没！

一个小县里的小污吏，在皇帝签发了缉捕诏书之后，竟然能够上演一场如此大规模的逃亡，先后历经八县，涉及三百多户人家。

本来该死的只有潘富一人而已，可结果因其而死的人却近千人。

一个小小的胥吏，能够在八个不同的县里都有自己的死党和势力范围，豪户大家为了保护他甚至不惜与皇帝对立。

这样巨大的能量，不能不让朱元璋胆战心惊。

由此也不难看出，元代重胥吏而轻官员这一传统的流弊，深重到了何种程度！

朱元璋三番五次地强调元代因此而亡国，绝非危言耸听。

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治理污吏这个问题上，朱元璋选择了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

。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放纵之后，胥吏们的社会关系已经错综复杂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单凭皇帝和各级官僚，已经完全不足以治理这些人。

发动群众惩治污吏，实是不得已之举。

对于重建帝国的儒家传统这个伟大目标，朱元璋采取的措施是官僚与百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发动群众惩治污吏，就是重点针对官僚的。

这一手段的目的，是彻底摧毁元代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僚的风气，重建官僚集团的儒家传统。

与之同时开展的大规模的整肃贪官运动，即由朱元璋亲自主持的那些大案，如”

胡惟庸案”

、“郭桓案”

等等，都是为了重建官僚集团的儒家传统。

儒家政治观里面以天下为己任、重义轻利等理念。

一直被朱元璋高度推崇。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给官员们定下的俸禄会低到极限。

这一俸禄标准，与发动群众惩治污吏，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既然严厉打击胥吏，也就等同于严厉打击了一切依附在这些胥吏身上的官场陋规。

既然没有了陋规，经过朱元璋的仔细核算。

官员们的工资虽低，但过上中等人家的生活，并不是什么难事。

朱元璋极力想要做好的另一手，则是恢复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的儒家传统。

在《大诰?乡饮酒礼第五十八》里，朱元璋下令恢复废弃已久的“乡饮酒礼”

。

这种乡饮活动，形式上类似于集体聚餐。

目的则在于弘扬为子尽孝、兄弟相亲、邻里和睦、朋友有信、长幼有序等儒家传统伦理道德。

恢复这一活动的初衷，朱元璋说得很明白：“朕本不才，不过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

这种古老的乡饮活动在两宋时期早已沦为形式，在元代则几乎消失。

朱元璋却以极为认真的态度决定去恢复它。

他下诏说，乡饮的坐席必须按照年龄和德行来排列，良贱分开成席。

有犯罪前科和德行有亏之人。

不许入善良之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