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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洪武十九年大诰（第2页）

在颁布这些破天荒的新制度以前，朱元璋已经采取了许多霹雳手段来惩治这个帝国泛滥成灾的贪污**。

大批大批的官员们都倒在了他雷厉风行的肃贪风暴之中，被逼无奈，他甚至又动用了剥皮实草的酷刑。

但效果看起来似乎不怎么样，贪风依旧炽烈。

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是“前尸未移，后尸继之”

。

《大诰》里这些破天荒的新制度，正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很显然，朱元璋已经对从体制内根治贪腐丧失了信心，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了无人敢于尝试的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

上面。

古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更何况是赋予了他们“造反”

的权力。

朱元璋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和他早年艰辛的颠沛流离有些关系。

他曾在登基之后写诗回忆了那段惨痛的人生经历。

在诗里，他如此描述：“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而趋跄。

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

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侠佯。

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那些栖身于古寺、荒野，饥肠辘辘，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必然在他心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许多个前路茫茫的深夜，巨大的无助感紧紧地咬啮着他，对生存的恐惧像毒蛇一样在他心里嘶嘶地吐着舌头，这个时候，他总不免会想起自己伶仃一人，想起那些阴阳殊途的亲人。

许多个漆黑死寂的夜晚，朱元璋肯定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过自己命运如此多舛的终极密码，而最终的思路，也总不免定格在那几个字：暴政、贪腐……

历代王朝开国前几十年，留在史书里的形象基本都大同小异：政治清明，官员廉洁，百姓富足。

几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大治”

都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上，譬如文景之治、太康之治，再譬如开皇之治、贞观之治。

然而，朱元璋的洪武时代似乎成了一个例外。

几十年漫长的战乱之后，大局初定的洪武年间，似乎遍地都是贪官。

这当然不是因为洪武时代道德陡然坠落到历史的谷底，开皇、贞观年间的世风，与洪武年间的世风并无多大区别，只不过对于贪污**，朱元璋的容忍度要远远低于隋文帝或者唐太宗。

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来自社会底层的皇帝，而且许多年里一直都是贪腐和暴政的直接受害者。

但仅仅如此理解“朱元璋发动群众反贪”

，仍然远远不够。

因为“朱元璋发动群众反贪”

，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表述。

在是否发动群众去反贪这个问题上。

朱元璋一直都主张官、吏区别对待。

朱元璋说：“如果官吏们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上访。

同样，如果官吏们治理有方，也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

联名赴京奏报朕。

且须集体上京，不许三五人、十余人单独上奏。”

可见，官员与胥吏仍然被混淆在一起，群众们也还没有被赋予特别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