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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4章 再见靖尧 保护鲁迅先生（第1页）

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着上海，鲁迅先生被国字号当局的特务紧紧盯住。

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言辞，似乎都在敌特的监视之下，令他不得不小心翼翼。

鲁迅以其鲜明的个性和深刻的思想，成为了当局的眼中钉。

在繁华的上海，鲁迅与其他文化知名人士的活动一直备受关注。

徐恩曾和戴笠终于截获了有关鲁迅与胡底、郭沫若、袁殊等共谋成立“文总”

的情报，迅速展开了针对鲁迅和其他文化界人士的追捕。

而王至诚和胡底等是他们追捕的重要骨干。

文总的成立，标志着一个以文化抗争为起点的革命文化团体的诞生，王至诚从龙华监狱被李苦禅保释出狱后，很快参与“文总”

和“文联”

、“美联”

的工作。

1930年4月，胡底因战斗需要离开上海，临别前，王至诚突然接到靖尧情报，前往车站与胡底送行。

原来胡底获取有关“张学良东北军”

的情报工作，借助国字号特务机关的证件与活动经费，巡视中共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地下工作，建立起一套名义上归国字号，实际上却为中共中央提供情报的秘密组织。

此时的胡底，像一名潜伏在敌人内部的间谍，利用特殊身份为革命事业提供着至关重要的核心机密，比如蒋司令即将对中央苏区实施的第一次“围剿”

计划。

临别时，王至诚紧握着胡底的手：“胡兄，过些日子我回奉天，希望在奉天相见。”

胡底感动地热泪盈眶，拍着王至诚的手说：“在上海遇上困难，可以找李克农，多保重。”

胡底离开上海不久，李克农被调至中央特科工作，迅速与顾顺章取得联系，尽快通过安娥与陈赓了解国字号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动向。

李克农小组通过有计划的情报传递，使中共中央及时掌握国字号的动态，极大减少了损失，并保护了文化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这一年，以上海为中心，思想理论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王学文、潘文郁等作为“新思潮”

派的代表，在共字号的影响下，发表了一系列深刻的经济理论文章。

他们提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并阐述了当时经济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割建经济特征，迅速引发了李达、刘梦云等人的广泛响应。

然而，以严灵峰和任曙为代表的“动力”

派则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力图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结果遭到了潘文郁和王学文的强烈批判。

鲁迅先生以“左联”

为阵地，始终站在革命文学的最前沿鼓与呼！

王至诚等基层文化工作者，深知这种风头太盛会引来国字号反动派的注意，果断将中央特科靖尧传递的情报，想办法让鲁迅先生知道。

鲁迅先生得知消息后，立即更换住所，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某个黎明前的黑暗时刻，鲁迅带着他的妻子许广平和刚满一岁的儿子周海婴，从景云里匆忙迁出，迁往拉摩斯公寓A三楼四号。

这次搬家异常神秘，鲁迅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拉摩斯公寓是由英国人拉摩于1928年建造的，当时是上海着名的高级住宅，四层的钢筋水泥结构，给人以安全感。

然而，鲁迅的内心却是波云诡谲，他在苦难与抗争中挣扎着，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危险。

冯雪峰，鲁迅的得意门生与良友，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在鲁迅身边。

他深知鲁迅的处境，因此也随即搬到了鲁迅家隔壁的地下室，成为他在这段艰难时光里的支持者。

冯雪峰与鲁迅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师生关系，他们在文学与思想的探索中，携手并进，度过了许多值得珍视的岁月。

一天，张景城拉着一辆黄包车来到了拉摩斯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