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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地理因素只是造成巴西国民难以凝聚的因素之一。

巴西，在某些方面来看是一个富饶的国度，黄金、石油、咖啡……资源丰富，而这个国家似乎同时具有两副面孔。

里约的富翁和政客们住着巴黎风格的大厦，玩的是赛马，享受的是海滨度假。

但在1950年巴西首次承办世界杯时，有一半的巴西人都吃不饱肚子，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识字。

我跟弟弟妹妹就属于那些赤着脚走路的那一半巴西人。

这种不公平源自我们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而到我为止，我们家脱离奴隶身份才刚刚三代人。

多年之后，在我退役之后，我见到了伟大的纳尔逊·曼德拉，在所有我获准会面的人当中——教皇、总统、国王、好莱坞影星等等，他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曼德拉对我说：“贝利，在南非，我们有太多人种，有太多语言。

而在巴西，你们的资源那么富饶，还只说一种语言，葡萄牙语。

为什么你的国家还是不富强？你们国家为什么不团结？”

当时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现在也找不到确切的答案。

但在我这一生中，在这73年时间里，我目睹到了进步。

我知道我们会不断进步，因为我看到了它的开始。

是的，人们可以咒骂1950年7月16日这一天，只要他们喜欢。

我能理解，因为我也这样做过。

但在我记忆中，这是巴西人的心第一次凝聚在了一起。

那一天，整个国家的人都围聚在收音机旁，一起欢呼，一起痛苦……第一次，整个国家心气相投。

那一天，我们开始发现足球的真正影响力。

我关于足球的最早的记忆，其实是街头临时拼凑的踢球游戏：低矮的砖房、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进球，欢呼，在冷冷的空气里大口喘气。

我们一踢就是几个小时，直到踢得脚疼，太阳下山，母亲叫我们回家。

没有高档的球具，没有昂贵的球衣，只有一个球——或像球的某样东西。

而这都无法掩盖这一运动的魅力。

我对足球的一切知识，最早来自我的父亲——若昂·拉莫斯·多·纳西门托。

跟几乎每个巴西人一样，人们都记不住他的本名，而都叫他的绰号“唐丁霍”

。

父亲出生于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小镇，小镇的葡萄牙语本意为“大矿区”

，因为在殖民时期这里曾发现了大量金矿。

父亲与母亲塞莱斯特相识时，他仍在服兵役；母亲那时还在上学。

他们结婚时母亲15岁，16岁时就怀上了我。

他们给我取名叫“埃德森”

，为的是纪念托马斯·爱迪生，因为在我出生的1940年，电灯刚刚出现在我们的小镇上。

父母对其深为震撼，就决定以他的名字给我取名，以此来向他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