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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盼着自己的首个世界杯冠军，它却总是跟我们擦肩而过。

现在，竞争者少了，又是在自己家门口举办，我们怎么可能再让它从手边溜走？

在巴鲁，跟巴西的其他地方一样，我们都因世界杯而发起了烧；也许并不全是比赛的原因，而是我们都已经深信不疑——我们已经将世界冠军纳入囊中。

那时我刚刚9岁，但早已懂事。

“世界杯是我们的了！”

我记得父亲在晚上收听收音机里播报的世界杯准备工作进展时，就这样一遍遍自信满满地说，“世界杯是我们的了，迪科！”

在小伙伴们中间，我们也讨论着赛后的庆祝和游行，还争论着谁要去看奖杯。

我们一边在街头踢球，一边幻想自己就是世界冠军。

事实上这件事非常怪异，因为不论我走到哪里，都找不到一个认为巴西可能得不到世界杯的人。

巴西焕发了新的能量，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

人们走路似乎都在跳跃，想向全世界展示自己。

即便是在巴鲁这样偏僻、与世界杯有关的仅仅是些风言风语的地方也是如此。

我们这些在“鲁宾斯·阿鲁达球场”

踢球的小孩也心潮澎湃，想做点大事表现一下。

我们把往常的街球比赛升级，成立了“正儿八经”

的球队，就像巴西国家队、父亲的bac球队一样。

我们还想有真正的装备——球衣、球裤、鞋、袜子，当然，我们还需要一个比一团袜子更像样的足球。

但是有个问题：我们连1毛钱都没有。

我向大家建议说，或许我们可以把手里的足球贴画凑起来换钱。

足球贴画在当时非常流行，就像现在的棒球卡一样，每张贴画上面都有一个球员照片，外加几句话的简介。

我的想法是，大家把手里的贴画都拿出来，放在一本集邮簿里，主要收集的是里约和圣保罗的球队贴画，因为那样会更值钱。

然后再找一个买家，将贴画换成一个真正的足球。

大家立刻就同意了我的提议，但这点钱距离我们的目标还差很远。

一个名叫泽波多的小孩建议说，我们可以在马戏团和电影院里卖烤花生挣钱。

啊，好主意！

可是到哪里去弄花生呢？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泽波多早就有了主意，他狡猾地笑了笑，说我们可以从铁路旁的仓库里偷一些。

听到这个主意，我们当中有几个孩子很不安。

我记得母亲的严厉警告，她说偷窃是一种严重的罪恶。

我能感到，其他小孩子也有同样的想法。

但泽波多很善于游说，他说，不去偷仓库的话，可以到火车车皮里拿一些，毕竟，谁会在乎少了几包花生呢？

“还有，”

他补充道，“谁不同意就是臭狗屎！”

好吧，我们反驳不了他，于是就战战兢兢地去了火车站。

作为队伍的非正式领袖，我跟另一个孩子被大家推举出来，钻进车皮里去偷花生。

我还心存疑虑，但……为了足球吧，我想。

进入车皮之后，我的脑中全是母亲的样子，她叉着手看着我们，摇着头，眼里全是谴责和悲哀。

但是到了这一步，悔改也晚了。

我们把麻布袋割开，花生就像潮水一样涌在地板上。

我们疯狂地将花生装进衣服兜里，用衬衫兜起来，还装满了一个带来的锈铁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