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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足球就是这么慷慨，又这么残酷。

中了足球的魔咒，就永远没有脱身的时候。

当父亲发现自己的梦想已近破灭，他就将自己的身心和梦想都放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啊，你觉得自己踢得很好了，嗯？”

我低头盯着双脚，笑着。

“踢这里。”

他说着，指着家里墙上的一个点。

如果我踢出的球击中了目标，他就会咧嘴一笑，接着又沉下脸来。

“很好！

换另一只脚！”

砰！

“用头顶！”

砰！

就这样，一连好几个小时的练习，有时直到夜晚，就我们两个人，我和他。

这些都是足球的基本功：盘带，射门，传球。

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机会到镇上的球场里练习，就找块空地练起来：家里的小院子、外面的街道（即鲁宾斯·阿鲁达大街）都是我们练球的场地。

有时候他给我讲自己比赛的经历，有时候则是给我演示学来的或自创的动作。

偶尔他还会给我说起他的哥哥，父亲说，他哥哥是一个中场球员，得分能力比他还强，但在25岁就去世了——纳西门托家里又一个前途无量却中道夭折的惨剧。

大多数时候，我们就是在练球，学习足球的基本技能。

回头想想，有些练习十分有趣，其中有一个就是将足球挂在树枝上，我一连几小时用头顶它。

但跟父亲教我如何用头将球顶入球网的技术相比，那就是小儿科了。

他会双手抱球，用它一遍遍砸我的前额，嘴里还说：“别眨眼！

别眨眼！”

他的观点是，要想把头球练好，首先就是在顶球时睁着眼睛。

他甚至对我说，只要是在家里闲着没事，就要拿球自己砸自己的头。

我听他的话，就这么做了，现在想想，当时的样子一定很滑稽。

但是，很显然，父亲认为这种练习是非常重要的。

他是对的，这种训练使我在职业生涯中获益匪浅。

除了头球，父亲还重点让我学会两种技能：一是在控球时将球控制得离身体越近越好；二是不管什么动作，双脚要做到同样好。

为什么他要重点强调这两个技能？也许是因为我们受到练习场地的限制——巴鲁的街道、后院、小巷等等。

也许父亲意识到我瘦小的身材。

成年后，我的身高只有1.70米，即便在那个时候，我的身高也算是比较矮小的。

所以，跟父亲不同，我在球场上没有身体优势。

如果我不能将对手撞开，不能比他们跳得更高，那我脚上的技巧就得比他们更好，我得学会将球变成身体的延伸。

说实话，父亲教我这些其实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因为母亲很不愿意她的长子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

在母亲看来，足球就是一个死胡同，是一条通往贫困的道路。

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全家人。

而当家里充斥着梦想家时，她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她想让我把空闲时间都用在学习上，用知识去改变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