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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对我说：“贝利，在南非，我们有太多人种，有太多语言。

而在巴西，你们的资源那么富饶，还只说一种语言，葡萄牙语。

为什么你的国家还是不富强？你们国家为什么不团结？”

当时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现在也找不到确切的答案。

但在我这一生中，在这73年时间里，我目睹到了进步。

我知道我们会不断进步，因为我看到了它的开始。

是的，人们可以咒骂1950年7月16日这一天，只要他们喜欢。

我能理解，因为我也这样做过。

但在我记忆中，这是巴西人的心第一次凝聚在了一起。

那一天，整个国家的人都围聚在收音机旁，一起欢呼，一起痛苦……第一次，整个国家心气相投。

那一天，我们开始发现足球的真正影响力。

我关于足球的最早的记忆，其实是街头临时拼凑的踢球游戏：低矮的砖房、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进球，欢呼，在冷冷的空气里大口喘气。

我们一踢就是几个小时，直到踢得脚疼，太阳下山，母亲叫我们回家。

没有高档的球具，没有昂贵的球衣，只有一个球——或像球的某样东西。

而这都无法掩盖这一运动的魅力。

我对足球的一切知识，最早来自我的父亲——若昂·拉莫斯·多·纳西门托。

跟几乎每个巴西人一样，人们都记不住他的本名，而都叫他的绰号“唐丁霍”

。

父亲出生于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小镇，小镇的葡萄牙语本意为“大矿区”

，因为在殖民时期这里曾发现了大量金矿。

父亲与母亲塞莱斯特相识时，他仍在服兵役；母亲那时还在上学。

他们结婚时母亲15岁，16岁时就怀上了我。

他们给我取名叫“埃德森”

，为的是纪念托马斯·爱迪生，因为在我出生的1940年，电灯刚刚出现在我们的小镇上。

父母对其深为震撼，就决定以他的名字给我取名，以此来向他表示敬意。

结果却是，他们漏掉了名字中的一个字母；但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名字的。

父亲认真对待服兵役这件事，但他真正热爱的是足球。

他身高约1.83米，身材比一般巴西人都要强壮，在他那个年代尤其如此，并且，他的球技非常好。

他高高跃起，头球得分的能力很强，曾经在一场比赛中攻入5个头球。

到现在为止，这仍是一项全国纪录。

多年之后人们会夸张地说——贝利在巴西唯一没有打破的纪录就是他父亲保持的！

这不是巧合。

我相信，父亲本能成为巴西足球史上的伟人之一，但他没有得到证明自己的机会。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在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名叫“trêscoracoes”

（特雷斯科拉松伊斯）——意为“三颗心脏”

的小镇参加半职业联赛。

说实话，他们的境况很不好，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精英俱乐部的薪水还算不错，其他大部分俱乐部都穷得叮当响。

所以，足球运动员总背着一种耻辱，就像舞蹈家、艺术家等职业——其从业者追逐的是热情，而非金钱回报。

我们家在不同的城镇间漂泊，父亲在哪里踢球，我们就搬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