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书屋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4章 美国1994（第11页）

突然之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似乎都有了联系——钱，人，在全球流动、组合。

今天，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作“全球化”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它还没有这么时髦的名字，但已经在改变着人们的决策和人际关系。

通俗的说法就是，如果史蒂夫·罗斯和他的华纳传播公司打算不遗余力把一个巴西的足球明星弄到纽约的一个小球队里踢球，那么他们终会达到目的，无可阻挡。

现在回头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为了准备宣布我到来的新闻发布会，宇宙队租下了“21俱乐部”

——曼哈顿区名人云集的豪华夜总会。

到场的新闻界人士约有300人（还有很多好奇的看客），是这家夜总会可容纳人数的两倍，几乎跟宇宙队某些比赛上到现场看球的观众一样多。

我迟到了一会儿，发布会现场的气氛有些紧张，一些记者打起了群架，一位巴西摄影记者的眼镜被打坏了。

警察威胁说要取消这次发布会。

怎么会这么乱？因为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纽约！

那时的纽约，犯罪、管制层出不穷，吸毒现象随处可见；那时的时代广场通宵播放的都是色情电影，而不是现在的霓虹灯主题广场；那时人们都没有什么安全感，经济增长尚未治愈社会疾病，街头巷尾都是一片混乱。

换句话说，那时的纽约跟巴西很像。

我立刻就有了家的感觉。

这些混乱还是其次，我的美国之行差点胎死腹中。

从比利时酒店的一张协议到21俱乐部的发布会，其间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其中包括数不清的深夜商谈，大量南北美的洲际飞行，两地电传打字机通信的用纸加起来都有数英里长。

华纳传播公司派来史蒂夫·罗斯的代表，我们有时会在里约的海滩上踢几个小时的足球，其间则商讨着合同的具体事宜。

即使如此也很难取得进展。

半年过去了，合同还没签，甚至一度陷入僵局。

钱是其中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则是巴西的军事独裁政府在制造舆论，说贝利出国踢球到底是好是坏。

大家应该记得，此时的巴西仍是一个闭塞的国家，闭关锁国，害怕与外国有贸易或其他方面的接触。

“全球化”

是政府害怕而不是欢迎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与外界接触太多，巴西国民就会生出对民主和权利的诉求。

巴西的军政府，跟所有独裁政府一样，设立了重重障碍以防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这些军人很可能会设法阻挠我去美国，更何况，他们还为我拒绝代表国家队出战1974年世界杯而耿耿于怀。

虽然他们阻挠我离开的方式尚不明晰，但在那时的巴西，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能把我留在国内。

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美国之行是否就此作罢。

这时亨利·基辛格出场了。

这位德裔国务卿是美国历史上最厉害的内阁成员，也是一个超级足球迷。

他少年时曾经踢过足球——作为守门员，对足球的热情从未消失。

1973年，他曾用自己的影响力，以一己之力组织了一次桑托斯俱乐部和北美足球联赛的“巴尔的摩海湾队”

的表演赛（碰巧比赛是在华盛顿附近举行，以方便他能到场看球）。

那场比赛结束后，他到球员休息室找到我，就像个兴奋的小男孩。

他对我说，只有足球明星能让美国人见识到足球的真正魅力。

“贝利，你就是我们需要的人。”

他用低沉而口音很重的英语说道，“我们想让你多到美国踢点比赛。

人们会乐疯了的。

即使足球没能流行起来，起码能让我看你踢球嘛。”

就在那一年夏季，基辛格博士安排我跟露丝到白宫短暂访问，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尼克松总统。

有趣的是，我几乎已经把那次会面的情况忘记了，最近碰巧有一段尼克松总统在办公室的录像向公众公开，而我就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