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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巴西1950（第12页）

著名社会学家、上世纪90年代曾任巴西总统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曾将奴隶制称作“巴西不平等的根源”

。

此时的我们并不像美国那样，有着强制执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其原因部分源自多年来混居情况太普遍。

其结果就是，刻意区分黑白总是会惹上麻烦；而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暴力事件更是少见。

人们普遍认为，尤其是在我成长的上世纪50年代，巴西是“人种民主制”

。

美国的《体育画报》曾说我是“快乐地生活在世界少有的几个不会因肤色而影响生活的地方”

。

但是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获得自由身的奴隶和他们在巴西的后代，其生活尤为艰辛。

虽说没有官方的强制隔离政策，但事实上，巴西黑人往往得不到教育、医疗及其他能够维持并提高生活水平的东西。

我还记得成长过程中所体验到的贫困，又想到父母童年时可能的状况，我认为——虽然其方式并不明显，但历史一定是有责任的。

对我们家来说，“奴隶”

并不是一个遥远或抽象的概念，因为我外婆的父母就是奴隶。

我们家为自己多年来所取得的进步而骄傲，我——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为自己是个黑人而自豪。

但无须否认，即便是在现在的巴西，你的肤色越黑，你就可能越贫困。

基于以上原因，即使到了1950年，巴西的绝大多数人民仍然过着艰辛的生活，有些人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这种状况常常令巴西的政客们有些尴尬，这也许就是他们如此大力宣传世界杯的原因。

里约的官员们不仅仅是想向世界证明他们所取得的进步，还竭力让自己的国民相信这一点！

多年之后，我们会为自己在1950年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愚蠢，但我相信，当父亲说“世界杯是我们的了”

这句话时，他可能只是在复述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话，而这些话，想必也是出自政客之口——有时甚至是直接命令媒体这样宣传。

所有的巴西人被这些宣传所蛊惑，而其影响还会渗入球场，导致不幸。

在我的一生中，曾目睹类似事件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上演。

10

当朋友和家人陆续走进我们家准备听球赛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一个疑问。

“爸？”

“什么事，迪科？”

“我能跟你一起去市里庆祝吗？”

通过眼角的余光，我能看到母亲正朝父亲猛摇头，但父亲假装没看见。

“好，”

他笑着答道，“但是时间不能太长，玩一会儿就回来。”

我被快乐冲上了云霄，轻飘飘地跑到收音机前，使劲靠近身子听着比赛的情况。

马拉卡纳球场的观众兴高采烈地大声喧闹着，收音机里的解说员开始逐一介绍巴西队的成员。

这是一支可怕的队伍，是高超的球技和生机与活力的混合体。

济济尼奥，我最喜欢的巴西队球员，他被誉为球场上的达·芬奇；巴博萨，世界顶级守门员，在6场比赛中仅失4球；阿德米尔，就是“下巴”

；还有左后卫“小胡子”

，他正在里约最大俱乐部之一的弗拉门戈队效力，他入场时得到了热烈的欢呼。

终于，解说员念到了1950年巴西国家队队长的名字。

他是个令对手胆寒的防守队员，还是球队的精神领袖；他似乎对这次大赛的压力毫不动容，也许跟他以前的工作经历有关吧，在踢足球之前，他是一名联邦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