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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宋高宗南渡 偏安一隅重建宋廷（第3页）

赵构一面宣称“雪靖康之耻”

，一面又忌惮二帝回归威胁自身地位。

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李纲建议“迎还二圣”

时，赵构私下对近臣说：“二圣北狩，朕日夜痛心，然若归，朕何以为位？”

这种矛盾心态导致初期抗金策略摇摆：既任命李纲为宰相主持军事，又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主和派，甚至暗中阻挠宗泽“连结河朔”

的抗金计划（宗泽欲联合河北义军“八字军”

收复失地，赵构却以“恐生内乱”

为由拒绝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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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期动荡：苗刘兵变与权力巩固（1129）

1129年三月，禁军将领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迫赵构退位，立其幼子赵旉为帝，史称“苗刘兵变”

。

这场兵变的直接导火索是宦官康履、蓝珪仗势欺压军士，而根本原因则是赵构对武将的猜忌与权力分配失衡。

苗傅在榜文中直言：“上（赵构）宠信宦官，军士不得禄，吾等必诛此阉竖！”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

兵变虽仅持续月余（三月下旬至四月中旬），却暴露了南宋初建的脆弱性。

赵构在韩世忠、张俊等地方军阀勤王下复位后，立即诛杀康履、蓝珪，并以“胁君”

罪处死苗傅、刘正彦。

更重要的是，此次事件促使赵构调整权力结构：一方面削弱宦官势力（“罢内侍寄资”

），另一方面拉拢武将集团（赐韩世忠、张俊“便宜行事”

之权），形成“文官主导与军功集团共治”

的模式。

正如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所言：“兵变之后，高宗始知兵权不可尽假于人，亦不可尽收之己，乃渐与诸将相安。”

2.3后期定型：海上逃亡与临安的“行在”

定位（1129-1138）

苗刘兵变后，金军以“搜山检海捉赵构”

为目标，发动大规模追击。

赵构从杭州经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逃至海上，最终退守温州。

这段“海上逃亡”

（1129年十月至1130年四月）的狼狈经历，成为南宋政权的“集体记忆”

。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上（赵构）乘楼船，泛巨浸，海道风涛险恶，人皆震惧。”

1131年，赵构以越州为“行在”

；1138年，正式定临安为“行在”

。

选择临安（原杭州）并非偶然：其一，地理优势——钱塘江天险可阻金军骑兵，太湖平原沃野千里，利于农业与经济支撑；其二，政治象征——“临安”

（临时安定）暗含“北伐中原”

的政治暗示，既避免与金直接对抗，又为“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