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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资治通鉴问世 鸿篇巨制以史为鉴（第1页）

一、千年史镜照古今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一部巨着如丰碑矗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

这部涵盖十六朝、贯穿一千三百六十二载风云的编年体通史巨着，自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进献以来，便被誉为“帝王之教科书，臣子之圭臬”

。

它以294卷、三百余万言的庞大体量，系统梳理了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的治乱兴衰。

其书名“资治通鉴”

，直指核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

它不仅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巍峨巅峰，更成为后世汲取历史智慧、镜鉴现实政治的不竭源泉

二、时代呼唤：巨着诞生的历史土壤

北宋王朝在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动荡后，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

“重文轻武”

成为国策，文化学术空前繁荣。

然而，表面的承平之下潜藏着深刻危机：边防压力（辽、西夏）、财政困窘、官僚机构臃肿、土地兼并加剧。

庆历新政的夭折与随后酝酿的王安石变法，深刻反映了统治阶层对寻求治国良方的迫切渴望。

宋英宗、宋神宗等君主，对历史经验教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期望从漫长的历史轨迹中找到维系王朝长治久安的密钥。

正是在此背景下，一位兼具深厚学养、政治抱负与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司马光，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他早年便显露出卓越的史学才能，深感此前纪传体正史（如十七史）卷帙浩繁，帝王难以遍览精髓。

“《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

（司马光《进通志表》）。

为克服这一弊端，他立志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通史。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已完成的战国八卷史稿（《通志》）进献英宗，立即获得赞赏。

英宗下诏在崇文院设书局，特许借阅皇家秘阁藏书，并提供笔墨经费，命其续修。

这标志着《资治通鉴》这一浩大国家文化工程的正式启动。

神宗即位后，更以其宗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亲赐书名《资治通鉴》。

政治生涯的波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于熙宁四年（1071年）退居洛阳），意外地为司马光提供了长达十五年的潜心着述之机。

远离政治漩涡的中心，他将全部心力倾注于这部史书的编修。

三、鸿篇巨制：十九载心血铸就的丰碑

《资治通鉴》的诞生，绝非司马光一人之功，而是一项组织严密、分工协作的系统工程。

司马光作为总设计师和终审定稿人（“总持大纲”

），其麾下汇聚了当时顶尖的史学英才：

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部分，以博闻强记、精于考据着称，是司马光最得力的助手，尤其在确定全书时间断限与疑难问题商榷上贡献卓着。

刘攽：负责两汉部分，精于汉史，长于诙谐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