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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乐不甘心，他去跟老师说，跟同学说，跟杨艳玲说，他是想好好学文化课的，他想做科研，如果有机会，他也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但是所有人都说：你先证明给我们看啊。

现在的成绩考成这样，谁能相信你能靠文化课成绩参加高考呢？那是杨乐第一次感觉到绝望。

比爸妈离婚、后爸出轨还要严重的绝望。

他们要杨乐证明，但又阻断了杨乐能想到的各种努力的途径。

就像有一只笼子，把杨乐牢牢地关在里面，笼子上有成千上万把锁，只要打开一把，他就能把头探出去松口气。

但是没有。

直到有一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余徽晓同学，主动过来，朝杨乐伸了一只手。

从那以后，杨乐身边就多了这样一个嘴硬心软的人，陪他一起努力向上。

杨乐不知道被余徽晓嘲讽了多少次，她用冷漠的眼神看着他，嘴里永远说不出好听话。

但和周围所有人不同的是，余徽晓从来没离开过他。

每次杨乐失败，余徽晓嘲讽完毕，就静静等在杨乐身边，看着他自己爬起来，往前再走一步。

杨乐终于找到了一位问问题会给他解答的人，虽然偶尔会因为听不懂，被余徽晓嫌弃地用笔敲一下头；或者上课走神，会被她忽然踩一下脚丫子。

过程确实很痛苦，但看到自己的进步，杨乐还是有一丝小开心的。

只是那时候年纪小，许多事情想不清楚吧。

早年因为受不了“余氏集训”

的痛苦，杨乐也觉得很压抑来着。

分座位的那天晚上，杨乐哭着跑出去，把所有的压抑都哭完了。

哭完又想想，谁的成功路上，不痛苦不压抑呢？想清楚了，杨乐回到班级门口。

班里同学正对搬到后排的余徽晓起哄，说她欺负杨乐。

就跟两人三足他摔倒，班里女生质问余徽晓时一模一样。

一个个义愤填膺伸张正义一样。

余徽晓没解释，只是孤零零地坐在座位上，一言不发。

她因为自己受了多少委屈，杨乐已经数不清了。

他们虽然是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人，但有一点，是一样的。

他们在班里都没什么朋友。

可能做得太好的女生，和做得太差的男生，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眼里，本身就已经是另类了。

杨乐站在教室外面，透过窗子，看见乌烟瘴气的一群言论，狠狠砸在余徽晓身上，而那个人还在若无其事地专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