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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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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常青也不推辞，拿起矿泉水喝了一口。

想起家，他心里涌起一阵温暖的感觉，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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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原来在陕北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

我父亲是独子，却跑去参加了红军。

按理说我们家应该是安全的了。

可特别好笑的是，事情完全相反。

共产党来了，我们家人要跑上山，因为我们家是地主。

国民党来了，我们家人也要跑上山，因为我们家是红军家属。

一开始，老乡们还跟着我们一起跑，想着凭着我们的特殊身份，大概会安全一些。

跑了几次，这才发现，跟着我们反而更危险，也就不理了。

最后，只有我们，不管是国共哪一方面军队来，都得跑……"

叶玉书和常蓝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

申常青很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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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算是陕北的老革命了。

当年国民党进入延安，我父亲带着一团人马在山上阻击，吸引国民党军队追击他们，掩护中央机关安全撤过了黄河。

打到后来，弹尽粮绝，我父亲要全体下属分散突围，各自回家隐蔽起来，待大部队回来以后再出来集结。

当时我父亲一个人悄悄攀着野藤溜下悬崖，差点摔死，不过倒是躲过了国民党的搜索。

后来才听说，最后突出来的只有5个人。

我父亲还悄悄渡过了黄河，找到了中央。

结果你们猜怎么样？我父亲的上级说，当时撤退的时候是命令我父亲坚守延安打游击的，既然如此，哪怕部队只剩我父亲一个人了，他也要坚持留在延安。

我父亲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人又偷偷渡一次黄河回来。

他一直在延安地区打转，东躲西藏，好不容易，才活着等到了解放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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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年轻人听得津津有味，毕竟这是他父亲的亲身经历，比那些电影电视要亲切可信多了。

申常青口若悬河，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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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解放了，我父亲到了西安，也算是有名的老革命了。

他当时身居高位，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之一。

不料，我家在当地划成分时却被划作了地主。

我奶奶托人捎信给我父亲，把这情况一说，我父亲不干了。

他向上级提出辞职。

我们家当时就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是男人，也就是说虽然我家划做了地方，却找不到人出来戴帽。

我父亲就说他回去戴这顶帽子。

上级领导一看，也觉得不对，便向我家乡发函，希望改划我家的成分。

我家乡的政府回函说，不行啊，这家是我们这里方圆几百里最大的地主，他们家的地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