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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也不知道,正是他在这个时代的远见,改变了眼前的年轻人受后世填鸭式教育所形成的对他的偏见。
“先生曾言,今曰之中国,欲求富强,先求立宪。
欲求立宪,先求君主。
而此君主,则非中国三代以后之君主也。”
杨朔铭说道,“而必有此等君主,才有去‘父母政斧’思想之民。”
“不错。
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斧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曰见其少,利民者曰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则国可富强。
而在立宪国,则富强实为易事,而谋国者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
初立宪时,官吏犯于故习,士民惮于更张,阻力至多,进行至苦,譬之火车搁之于轨道之外,欲其移转尺寸,用力至多,费时至久,或仍无效;及幸而推入轨道,则机轮一转,瞬息千里矣。
我国人无虑富强之难也,惟虑立宪之难已耳。
立宪之后,自然富强,故曰:欲求富强,先求立宪者。
而欲求立宪,先非求君主不可。”
“法美两国皆为共和,亦复皆行宪政,则中国于共和国体之下,实行宪政,怎么就不行呢?”
黄韵芝听了杨度的话,问道,“为什么非要改共和而变君主呢?”
“试问夫人,法美两国民众,有举兵以争大总统的事情吗?”
杨度笑了笑,反问道,“我想夫人知道,没有。
我还想问夫人,为什么法美两国民众没有的事,而我国却有呢?这是不是证明了我和瀚之说的,中国民众在这方面,是不及美法民众的呢?”
黄韵芝没有回答,而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曾经受革命思想影响而加入了“女子铁血暗杀团”
的她,现在显然认同了杨度的说法。
“故非如今曰[***]之共和,无术可以定乱。
夫宪政者,求治之具也。
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后来之事,思之胆寒,方备乱之不遑,而何有于政治?故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曰。
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
孟子言定战国之乱曰:‘定于一’,予言定中国之乱亦曰:‘定于一’,彼所谓一者,列国并为一统;予所谓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
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
拨乱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宪乃可得言也。
世必有疑改为君主之后,未必遂成立宪者;予以为不改君主则已,一改君主,势必迫成立宪。
共和之世,人人尽怀苟安。
知立宪亦不能免将来之大乱,故亦放任而不为谋;改为君主以后,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在上者亦知所处地位,不与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递禅而来,乃由共和变易而成者,非将宪政实行,先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应人民之要求也。
且既以君主为国本,举国上下,必思妥定国本之法,则除立宪又无他术。
在上者为子孙万年之计,必图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犹恃读才,斯皇室易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计,皆必以宪政为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