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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盘古写作参考 怛罗斯之战渊源探析（第4页）

中间及外围地区的长年争夺，在很多程度上破坏了西域诸国的生产，这一地区地多沙卤，户口甚少，且累遭兵燹，唐军与吐蕃军队的拉锯战以及突厥各部之间的内乱，人口锐减是必然的，同时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生产、生活具有很强的流动xing，且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亦很大，后突厥汗国建立伊始，便遭受连续大旱的沉重打击，九姓地区“野皆赤地，少有生草，以此羊马死耗，十至仈jiu”

，突厥人不得不“掘野草，食草根”

，甚至人自相食，“自有九姓来，未曾见此饥饿之甚”

，[24]无常的天灾又使得游牧民族采取武力掠夺的方式，不断南下袭扰水草丰美地区，致使战争不断，生产生活水平愈加下降。

另一方面，唐朝采取“以夷制夷”

的方针利用蕃兵作战，让部落间互相残杀。

而少数民族部落出兵协助作战，并非出于自愿，但又不得不服从唐朝的调遣，这种惨痛的经历在《阙特勤碑》碑文中被称之为“血的贡赋”

：“你们所得到的只是血流成河，骨积如山。

原会成为老爷的男子变成了奴仆，原会成为太太的女子变成女婢”

。

[25]这段历史在突厥历史学家眼中被认为是“一个可耻、堕落和蒙羞的时代”

。

[26]唐朝对少数民族的军事征发，加剧了唐与游牧民族以及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致使在很长的时间内西域处于时战时和的局面，给吐蕃可乘之机。

同时，羁縻府州也存在缺陷，即贡赋没有明确的数目规定，这正好给边州都督可乘之机，重敛苛剥，掠夺少数民族百姓，过度驱使羁縻部众承担重役，又引起羁縻府州的动乱，被有心之人利用，引发民族冲突。

开元四年，后突厥的暾yu谷积极招降九姓部落，“突厥降户处河曲者，闻毗伽立，多复叛归之”

，[27]民族离心力的增强使唐朝开始在西域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局面。

在唐朝攻灭突骑施时，吐蕃乘机攻破大、小勃律，并将本国公主嫁与小勃律王为妻，小勃律的失守对唐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故在击败突骑施后，唐朝竭尽全力开展了收复大、小勃律的活动，以期重新完成“钳形”

包围。

其中以高仙芝的西征最为著名。

天宝六年，唐朝以安西副都护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兵伐勃律。

这次军事行动成功地诱斩亲吐蕃的小勃律首领五六人，并招降小勃律王苏失利之和他的妻子吐蕃公主，平定了小勃律，确保了唐朝的西门，吐蕃寻求突破“钳形”

的企图再次破产。

但此时的玄宗好大喜功，“天子有吞四夷之志”

，[28]穷兵黩武成为唐玄宗后期的对外政策，不断的对外用兵，特别是天宝九年的石国事件，“安西四镇节度使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他老弱”

，[29]石国王子逃入“诸胡”

，诉说高仙芝的贪暴欺诈行为，这次导火索事件引起诸国的集体愤怒，可以视为诸国对唐朝长期高压统治政策的总爆发，各国潜引大食，yu共攻四镇。

高仙芝先发制人，深入700余里，与大食军队会于怛罗斯城，此时追随唐军参战的只有葛逻禄和拔汗那的军队，据薛宗正考证，不仅乌浒河水域诸国早附大食，而且河中粟特诸国也几乎全都改臣于大食，其中包括康、安、米、史、曹、何、火寻、石汗那以及黑姓突骑施。

[30]显然，“诸胡”

多处于观望或偏向大食的态度，而新附部落葛逻禄的临阵背叛，使得唐军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

。

[31]这次战役虽没有使唐朝在西域的力量受到太大削弱，大食的军队也没有乘胜东进，但唐朝在西域的绝对统治地位受到极大冲击，名义上，西域乃至中亚仍是唐朝的军事保护区，一些小国也寻求唐的保护，如天宝十三年东曹国王、安国副王以及诸胡九国王共同上表，请求与唐朝共同出击黑衣大食，但就我个人认为，这只是说明朝贡贸易对其具有极大的经济诱惑而已，对少数民族而言，贡品大多是本地的特产，以后突厥为例，仅仅727年一年，唐朝送给毗伽可汗一万匹绢作为“礼物”

，而只得到了象征xing的30匹马作为“贡赋”

，这种不对等的朝贡贸易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经济上没有多大负担，但从朝廷zhongyang获得了不少回赐，回赐物品大多是实用的器物和珍贵的缣帛，经济上有利于朝贡者一方，在政治上却不一定出自真心，故唐朝心知肚明地拒绝了，“帝方务以怀柔，皆劳赐，慰喻遣之，以安西域”

。

[32]

关于引发怛罗斯之战的石国事件，史书多归罪于高仙芝，“仙芝xing贪，获石国大块瑟瑟十余石，真金五六馲驼，名马宝玉称是”

，[33]关于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败仗之后，高仙芝并没有受到贬职，不久以后便不降反升，这个被当代人称为“东方汉尼拔”

的一代名将最后是死于安史之乱而非怛罗斯之战的失败，史书如此记录，只因“高仙芝，本高丽人也”

，[34]后人将战败的责任推卸到这位一代名将身上的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