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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章（第3页）

国民党的大官，自蒋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国&ot;流学&ot;。

这些高级&ot;衙内&ot;看不起我，我更藐视这一群行尸走肉的家伙，羞与他们为伍。

&ot;此地信美非吾土&ot;，到了深秋，我就离开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学名城的哥廷根。

从此以后，在这里一住就是7年，没有离开过。

德国给我一月120马克，房租约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饭也差不多。

手中几乎没有余钱。

同官费学生一个月800马克相比，真则小巫见大巫。

我在德国住了那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寒暑假休息，从来没有旅游，一则因为&ot;阮囊羞涩&ot;，二则珍惜寸阴，想多念一点书。

我不远万里而来，是想学习的。

但是，学习什么呢?最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

第一学期，我选了希腊文，样子是想念欧洲古典语言文学。

但是，在这方面，我无法同德国学生竞争，他们在中学里已经学了8年拉丁文、6年希腊文。

我心里彷徨起来。

到了1936年春季始业的那一学期，我在课程表上看到了瓦尔特施米特开的梵文初学课，我狂喜不止。

在清华时，受了陈寅恪先生讲课的影响，就有志于梵学。

但在当时，中国没有人开梵文课，现在竟于无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于是我立即选了梵文课。

在德国，要想考取哲学博士学位，必须修三个系，一主二副。

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学。

我从此走上了正规学习的道路。

1937年，我的奖学金期满。

正在此时，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虎视眈眈，意在吞并全中国和亚洲。

我是望乡兴叹，有家难归。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汉文系主任夏伦邀我担任汉语讲师，我实在像久旱逢甘霖，当然立即同意，走马上任。

这个讲师工作不多，我照样当我的学生，我的读书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尔到汉学研究所来一下。

这情况一直继续到1945年秋天我离开德国。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幕。

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理应震撼三界，摇动五洲，使禽兽颤抖，使人类失色。

然而，我有幸身临其境，只不过听到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嚎--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好像是春梦初觉，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战争。

战争初期阶段，德军的胜利使德国人如疯如狂，对我则是一个打击。

他们每胜利一次，我就在夜里服安眠药一次。

积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