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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1页）

第92节：回到祖国（45）

4?《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

在陈寅恪先生的遗物中，有二十多本笔记本，本不厚，是二三十年代德国常用的那种样式，我于一九年到德国时还使用过。

这些是二十年代陈先生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所使用的。

内容很庞杂，也颇乱，看样子像是先生上课时随手携带的。

但是里面也并没有正式听课的记录，也不像是为积累写论文的资料而使用的。

陈先生没有用德文写过任何论文。

而且陈先生写论文积累资料的方式，不像一般学人常常使用的写卡片的办法，也不使用笔记本把有用的资料抄在里面，而是采用眉批的方式：读书时遇到有用的资料就写在书眉上，或者文前或文后的空白处，甚至在没有空白的时候，写在字里行间。

比如《高僧传》、《新旧唐书》、元白诗、《世说新语》等等，都采用眉批的方式。

从字迹上来看，有浓有淡，有正有歪，决不是出于一时。

等到资料批够时，便从书上移到稿纸上，成为完整的论文。

但是，在上述二十几册笔记本上还没有见到这种现象。

我们从中所能见到的，只是先生治学范围之广。

这同他后来回国后所写的那一些有名的论文和专著中所显示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5?《对当前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一点想法》

近几年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全世界思想文化界有了一个新动向，注意的人还不够多，即：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开始刮目相看了。

西方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有识之士头脑开始清醒起来，他们认识到，只有东方文化能济西方文化之穷。

我国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工作，研究重点之一就是东西方的文化。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肩上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

我们必须跟上这个伟大时代的步伐。

6?《〈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

这虽然不能算是一篇专门的学术论文，但是其中畅谈了我对学术和研究方法的看法，却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自选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偏爱考据。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我在上面的叙述中，已经多次谈到我对考据的重视，为考据辩护。

在清代学者所划分的三门学问中，我最不喜欢义理。

我认为，所谓&ot;义理&ot;跟作诗一样，各人谈各人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在考证中，我最服膺胡适之先生的两句话：&ot;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ot;这两句话是一个整体，决不能分割开来。

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研究学问都必须先有假设。

没有假设，新意何来?没有新意，则必然会故步自封，陈陈相因，学问焉得而进步?我个人认为，假设越大胆越好，胡思乱想，想入非非，都是可以允许的。

但是，假设还不就是事实，而求证尚缺。

求证则是越小心越好，无论小心到什么程度，都是应该赞赏的。

必须上下左右，面面俱到;牛溲马勃，败鼓之皮，都能为你所用。

经过反复推敲，细致琢磨，然后才能下结论。

如果在求证时发现假设有问题，不管你认为你的假设有多么美妙，多么舍不得，也必须毅然决然加以扬弃。

古今中外学术都有为了证实自己的假设而伪造数据或实验结果者，这是道德品质问题，必须予以最彻底的揭发和最严厉的谴责。

7?《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我讲了三点意见：第一，大会是成功的。

第二，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和为人的看法大家基本一致。